为什么要拼命工作？

喀拉哈里沙漠(Kalahari)的布希曼人(Bushmen)与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有何共通之处？在1930年发表的前瞻性文章《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中，凯恩斯作了两大预测：第一是大萧条最终“只是短暂的调整期”，以及孙子辈（甚至更多代）的人将更加富足。他基于此所作的“一百年后（2030年）英国的人均收入将再要提高四至八倍”的预测准确无误；我们比1930年祖父辈及高祖辈的收入增加了五倍，到2030年，我们下一代的收入将是他们的8倍。

凯恩斯所作的第二个预测是：到21世纪初，每周工作时间将缩减至15小时。这一点他大错特错。美国与欧洲的周工作时间几十年依然雷打不动————超过40小时，美国人比欧洲人工作时间还要长。但每周工作15小时并非白日做梦；几千年来，居住在南部非洲的桑人（San People，即布希曼人）生活得颐然自得，他们吃得好（每天2500大卡热量）、干得少（每天只有2、3个小时）、玩得high，除非他们这种狩猎采摘的生活方式有朝一日被取而代之。

这种比较容易引发争论，它是人类学家詹姆士•苏兹曼博士(Dr James Suzman)在为Protimos在最近的讲座中所提及的，Protimos是一家慈善机构，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生活边缘化的团体提供法律援助。苏兹曼博士说，桑人传统的生活方式代表了某种“原始富足”。我们对社会进步的叙述始于霍布斯(Hobbes)的著作，他称自然状态下的生活“卑污、残忍而又短寿”。随着狩猎采摘的原始生活方式（此时威胁来自凶恶的猛虎）渐趋让位于农耕文明以及随后的工业文明（此时威胁来自凶神恶煞的老板），我们自认为人类的命运大为改观了。

长期以来，人类学家以及其他学者都对这个过于简单的阐述持怀疑态度。农耕文明不会顷刻之间让人类实现健康长寿。勿庸置疑，1987年，地理学家戴蒙德(Jared Diamond)撰写了一篇文章，概述了为何农业是“人类有史以来所犯的最大错误”。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及性别总体不平等、疾病以及专制，它们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希腊以及土耳其所发掘的骨骼遗骸表明：人类的平均身高从最后一次冰川末期的5.9英尺降至公元前3000年（农业发明之后）时的5.3英尺。”

因此黄金时代的种种神奇故事并非只是怀旧版的白日做梦。不幸的是，如今的桑人并非生活在黄金时代。按照苏兹曼的说法，桑人的生活境况“确实糟糕”；随着政府以及其它机构获得了原先属于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后，他们穷途末路，沦落为契约奴，深受每况愈下的健康及酗酒问题摧残。劳斯大法官(Lord Justice Laws)发起的讲座，蕴含着高远的目标：即为保护桑人的知识产权而设立的法律中心筹措资金，这些知识产权实际上是桑人仅存的资产。

帮助保护桑人当属正义事业：当晚的讲座活动中，也许最为诧异的时刻当属播放BBC纪录片《哺乳类全传》(BBC’s Life of Mammals)，它放映了一位孤独的桑族猎手如何捕猎非洲大羚羊的场景。猎手致命一击的动作似乎带着某种优雅——怜爱之情与捕杀之意兼而有之。

这个讲座不仅让我对桑人的生存境况、而且对攸关自身家国的各种大事、即21世纪初的所谓先进社会深思（这也是发起者的本意）。我们为何如此沉溺于工作？为何觉得忘我工作是无可非议的美德？

在英国保守党(Tory)最近举行的年会上，此种倾向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年会推出的信条就是“为忘我工作者服务”（尽管我很喜欢《Private Eye》杂志封面刊登的卡梅伦首相(David Cameron)嘴巴喋喋不休讲话的漫画：“我是在度假时想出的这个口号，”————卡梅伦以危机关头沉着冷静而著称）。所谓“忘我工作”，或许就可理解成“超负荷工作”。玛德琳•布廷(Madeleine Bunting)2004年引发争议的著作《心甘情愿的奴隶》(Willing Slaves)揭露了英国白领阶层中弥漫着因工作而产生的紧张及低落情绪。某记者把“超负荷工作”的影响形容为“睡眠质量差、晚上无法倾心交谈，对待账单、购物、亲朋好友来电、用餐以及性爱都持极不耐烦的态度。但随着就业大军不断缩减，沉溺于工作变本加厉、难以自拔。布廷也承认：深陷难以自拔的超负荷工作状态，也不乏心甘情愿的意味；大家都把工作与身份与收入相提并论，尽管他们真地全身心投入工作后，何来时间去放松享受？

在1866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Geneva Congress)上，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rking Men)要求确立8小时制度：“8小时工作，8小时自己支配，8小时休息。”要知道，培养自己兴趣、关心他人也属工作范畴。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哈里•艾雷斯

译者/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