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只在追忆中

    作家：老愚

    凌晨五点起床，外面秋虫唧唧，凉气袭人。翻开岑仲勉先生的《黄河变迁史》，浮想联翩。他把一条不驯服大河的历史，写得饶有趣味。作者引证翔实，质疑有据，可信。在复旦校门口书摊上以十五元购之，窃喜。此书近八百页，竖排正体，中华书局版，定价六十二元。

    此次回母校，乃是同窗之情召唤的结果。毕业二十六年，期间几次沪上公干，皆无暇他顾。有一次，入住与复旦仅一墙之隔之宾馆，晚饭后，本欲乘月光回校园做思念游，途中瞅见脚手架缠绕的高耸大楼，遂作罢。这一瞥，证实了我的忧虑。曾梦见校园拆楼掘地，移门伐树，旧日场景皆失，徒剩一躯壳矣，大骇而醒，怅然良久。

    对母校的记忆和眷念，在内心里做成了一份不能走样的建筑，凝固在某个角落。图书馆，相辉堂，大草坪，香樟树，诗会，讲座，舞会，女生宿舍围墙边的灌木丛，国定路夜晚卖馄饨的小摊，复旦的日月星辰。毕业初期，母校是支撑，在年轻之外，最重要的资本便是他了。有那样一个毕业证，总有一条路等着你。我曾写过一篇散文，名字就叫《我是复旦园里的一棵树》。

    遥想当年，每月三十三元助学金，大多用来买书。无非是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以及上海译文的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买时如饥似渴，到手后翻翻也就放下了。现在想想，西化潮流害得人不爱看中国书，唯新唯西是从，国学荒疏。其时，文史大家柳诒徵之孙柳曾符先生开设文字学课，觉新鲜便报了名。课上了，却并未用心。陈允吉先生讲佛学，有一天说时间是假的，大家很不以为然，我心里更是不屑。时间怎么可能是假的吗？我们是时间的宠儿。

    选了巴金研究，星期天，唐老师带我们去巨鹿路瞻仰泰斗，说是可以与巴老合影，大家兴奋不已。到了大师住所，屏住呼吸走到大门口，课代表上前摁门铃，却无人搭理。一班人在门口照了张相，失望而归。

    入校三十年聚会，从国权路地铁站出来，一路走过去。或许因为中秋节将至，许多人脸上都挂着几分喜色。进了大门，绿树新路，鲜亮得令人狐疑，不知用了多少钱才堆出这一切？复旦精华区域，物在，景致皆非。中文系老楼现在做了校史馆，知情人称，老楼前些年被一把火烧过，现在看到的是假古董，我一下子没了兴趣。当年，没课的下午，踩着“咯吱咯吱”的木楼梯，吃力地攀上去，在灯光不甚明亮的阅览室浏览文学杂志，摘摘记记，培育心中那个美妙的文学之梦。

    老复旦的景致，也就在由相辉堂、大草坪及四周老屋组成的民国情调上。如果这个自足空间周围有变，则不复有复旦味道在。如今，西南角让校外紧贴的一栋张开身子的高层住宅楼封闭了，住家的长衫短裤斜挂在竹竿上，风吹得呼啦啦作响。西北角东北角被灰不溜秋的垃圾建筑挡住，相辉堂好似匍匐在俗物膝下的河马，全然没有了以前的肃穆。其东边不远处立着一栋呆头呆脑的教学楼，更远处是高耸入云的光华楼。此楼被因为新复旦的象征，两只相连的缩头企鹅造型，刺破了校园天际线，动摇了低调均衡的园林美学，让里面充满不安分的躁动。对高度的赤裸裸的追求，令人心生怪异和轻薄之感。低矮的老楼边立有一牌，上书赞美此高楼的句子。相辉堂以及四周散布的老房子，在逼仄的空间里更显矮小。原来芳草茵茵的大草坪，现在看起来格局也小了许多。

    路窄了，树高了。老校区运动场围栏上贴满花花绿绿的海报，各色社团在努力招徕新生。路人必经之地拉了一条横幅，“哲学何为？——俞吾金教授主讲”。这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人老了，哲学还是那么年轻。

    我们住过的四号楼拆了一半，露出衰朽的瓤，看着让人难过。我和张力奋等兄长创办《复旦风》的十号楼，挂上了“复旦学院”的牌子。复旦书店一分为三，变成了杂货铺、特价书店。这或许是校区扩大的后果，南区有著名的民营书店。

    我们生活了四年的地方，唯一没有变的是大门进来那块草坪，中央安置着一尊毛泽东巨型石像，他身上留下了时间的锈迹，校方在基座上刻上了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似乎担心越来越新的一代忘记了这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人，他让一部分人倒霉，让另一部分人走运。他背着手，眺望天空。

    同学们已经修炼到家，能自如地把复旦情结转化为一种深沉的感情，彭东海同学的话赢得了大家的认同（女生是沥沥热泪）：“除了父母兄弟姐妹外，你们是我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和血缘关系！”母校只剩下了一个意象，我们记忆的印痕消失之后，唤起青春记忆的就只有肯自费参加聚会的这些同学了。

    离开母校的那天中午，我在东门口旧书摊上找到了三本书，一本是开头提到的《黄河变迁史》，一本是扬雄的《太玄集注》，还有一本是柳曾符先生主编的《劬堂学记》。守着板车的卖书人，显然是廉价收购了刚走出校园的学子的弃物，要价合理，三本二十五元给了我。刚付完账，远处有人喊“城管来了”，他赶紧把板车四周垒砌的书籍推进车厢，车子剧烈晃动起来。

    邯郸路220号，一个随时会从嘴里跳出来的地址。再见。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