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扬“中华帝国”优良传统

在这辞旧年、迎新岁的时节，我愿意与各位回顾一下中华帝国在少数民族治理方面的一些较好经验，以祈祝新年新希望多点祥和。“中华帝国”是从西文翻译过来的，界定它的准确内涵和外延并不容易，咱们暂不细究。中华帝国治理传统中比较优良的可以列出好几条来，我这里先提请大家注意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牵涉到当今现实的头痛问题蛮多，是这些年来在中国国内时常引发矛盾冲突、因而在国际上也常为中国邀来抗议声音的关节点。这个重要方面就是“政府/政治”与“宗教/教会”的关系，简称“政教关系”。英文社会人文学科中有一个专门的术语Thechurch-staterelations描述这对二元关系，因为该二元关系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发展和社会演变过程中影响巨大且深远（S.Bergered.,ReligioninWestEuropeanPolitics）。

这种关系在西方世界那么的关键，是因为在历史上相当长时间里，欧洲版图里的神圣权力和世俗权力常打架，文斗武打好多个世纪，直到法兰西大革命后才最终确定世俗权力在大政治结构上占主导地位，同时启动了宗教宽容和社会大众世俗化的进步趋势。在这之前，欧洲反反复复的宗教战争和连续不断的宗教迫害让千百万人丢掉了脑袋。在神圣权力最强势的中世纪，掌控基督教（含天主教）教会的精神-灵魂领袖，可以对国王、大公下命令，在全基督教管辖区域（Christendom）实行严打，捕捉不听教廷最高指示的异议分子，下大牢上刑场，让你不服从组织不听领导话的独立精神连同负载它的肉体一起灰飞烟灭（L.Sturzo,ChurchandState,2vols）。

在政教关系方面，中华帝国——至少是直到二十世纪前半叶为止的历史，尤其是以汉族为主的朝廷——比西方世界多数时候要好，有时是明显的好。几个因素歪打正着地造就了中华帝国在宗教信仰上较多的宽容，由此而演变出较高程度的文化多元，更重要的是——此乃我们讨论的关节点——有助于促进多民族之间比较自然的、非强制性的、缓慢渐进但却牢固可靠的交融，这与“被和谐”大不一样，综合效果要好很多很多。

首要的一个因素是，中原地区（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从早先开始就没有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宗教共同体，不同于罗马帝国时代的基督教，它乃是“有组织的宗教共同体”的典型（MaxWeber的世界宗教比较学对此论述很多）。相应的，后来成为中华文化标记的儒学，虽然也常被称为“儒教”，其实不是一个标准的宗教体系，而是一套世俗伦理教导。这对构成中国人口主体的汉族影响太大了，使得中国社会在很早就变得相当的世俗化，类似的大众世俗化过程，西方是18世纪后期以来才有的。中国境内笃信宗教的少数民族常说汉人“什么都不信，什么都吃”，批评的就是汉族太世俗化了，这是第二点。第三，这是最吊诡的，中华帝国统治体系的顶层，并没有像罗马帝国皇帝于西元第四世纪初接受基督教教义后出现了神圣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分工纠缠，而是一直保持着一身二任的综合。“天子”既代表“天上（神意）”也代表“人间（世俗事务）”，体现了两个代表。主要由于这些因素起作用，与西方世界相比，中华帝国历史上虽然战争很多，宗教战争却少见；砍头很多，仅仅因为宗教信仰而被砍掉的头较少；迫害很多，纯粹的宗教迫害却较少。

两千多年里，中国人口的主体发展出一种源远流长的宗教“马虎主义”，要么马马虎虎地信教，要么马马虎虎地不信教。我的一位犹太裔美国同学在亚太地区做宗教研究多年，非常惊奇地发现中国人在信仰上灵活多样，有些人可以同时信两三种宗教，相互切换没什么问题，简直令他发晕！这样的宗教马虎主义至少有一个正面效果，就是汉族不大会出于纯粹的宗教原因排斥别族，具有宽松的包容性。这也是汉族为什么成为世界上最大民族的缘故之一：原本是少数民族的人若主动自愿地“入汉”，并不要经历太痛苦的过程，他（她）们必须放弃的东西很少。对掌控着“入族权”的汉族人而言，宽松透顶，你什么人都能进来，进来以后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这么低的门坎，进来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几十万几百万的进，一路扩展就成天下第一大族群。最近几年的生物遗传学研究证明，所谓的“汉族”，根本不是狭隘血缘意义上的一个“种族”，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一个“群体”（BBC.,12Dec.2009）。

主（要民）族马虎、宗教宽容、文化多元、民族融合，这些在深层是相辅相成的，是中华帝国的主要优良传统之一。遗憾的是，这个优良传统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受到来自苏联影响的严重冲击，观念僵固、宗教压制、思想一元、文化排斥，此起彼伏，在少数民族地区有时候闹得特别严重。二十多年前我在波士顿读书时，结识了一位来自台湾的留学生，这位仁兄是锡伯族王公后裔，他好几次对我说，“你们现在的汉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有不少做法不值得称许，某些方面还远不如老祖宗时候。”一开始听到他的这些非议，心里很不是滋味，时间长了，听他讲的多了，发现他作为少数民族人士（但是他汉化成功，普通话比我更地道，常因他祖先为中华帝国南征北战而自豪），又在台湾和西方生活学习多年，看问题的角度与我们这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生长大的汉人真是不一样，很值得吾辈借他的电筒光反照自身。他们锡伯族原是生活在满洲及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游牧民族。1757年夏季清王朝彻底解决了西北地区准葛尔人（Dzungar或Zunghar，属于西蒙古人）的独立王国，1759年彻底解决了喀什噶尔地区的大小和卓（白山派AkTaghlik首领包尔汉丁和他的弟弟霍集占）的独立企图，使“新的边疆地”（新疆）成为大清帝国的行省以后，乾隆皇帝下令调动一大批非汉族的部落迁入新疆，屯边驻守，也就是生产建设兵团，锡伯族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ReneGrousset:TheEmpireoftheSteppes,AHistoryofCentralAsia,partIII.格鲁塞的这本书有几个中译本，可惜有的把注释删除了）。

那位锡伯族仁兄颇为尊崇的“老祖宗”，当然指的是大清帝国皇帝。他几次提到的事例，是打了胜仗的康熙和乾隆，对于前不久还在武力反抗、眼下趋来归顺的边疆少数民族头领，并不以征服者的骄横气势以待之，而是给予臣服者合适的礼遇，尤其是尊重他们的宗教传统习俗。在接待他们暂住的营地，会下令为他们专门建造高规格的宗教仪式场所。锡伯族仁兄的这类知识大半来自家族口传史，他的父辈20世纪前半叶在中国中央政府里经手少数民族事务管理。我本人不是研究清史的，并不清楚他讲的事例具体是指哪几起史实。显而易见的是——这是我们目前关注的要点——他把尊重被征服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传统，看作是清朝皇帝们（至少是繁盛时期的大清帝王）比今天的汉族统治者好得多的一大优点，因为那种尊重显得更宽容、更明智、更利于稳妥治理。

我当然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说法。中华帝国历史上比清朝皇帝更明智宽容的统治者有的是，而且相当多数是汉族皇帝。1949年以后很多极端主义的治理办法，其实是从苏联传进来的，与中华帝国的本真一套区别很大。不过锡伯族仁兄表达的核心信息我是赞同的，那就是：只要少数民族已经成为中华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上不分离，就不要强迫他们改变其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除非他们中的有些人自愿改变。在少数民族地区，传统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是他们价值观念的根本、人生意义的源泉、文化的依托，你作为掌权阶层，可以不喜欢，但不要运用行政力量去迫使他们做他们觉得亵渎神明、大逆不道的事。哪些事？读者诸位比我知道的详细，此类做法这些年来在西北西南地区刺激了大中规模的深层民怨。

发扬中华帝国的优良传统，告别苏联传来的政教合一体制的遗风（该体制对民间社会保持常规的战斗状态），为创建一个富有包涵力、整合力、融合力的现代国家体系而努力，是我们所有不愿看到中国内部仇恨递增的人——不论是什么民族——共同的使命。在以后的篇章中，我们再来看看别的成功的帝国之道，有哪些对我们有切近的提醒警示参照意义。

作者：丁学良(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