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级会计摇篮里的日子

   上海海事大学新闻报道：我校财会专业第一届毕业校友回到母校
         风雨五十载、相逢在母校。9月12日，我校财会62级11位老校友重逢在母校民生路校区，共叙同学情谊。13日上午，老校友参观了临港校园，重访经济管理学院和财会系。看到母校的巨大发展变化，大家赞叹不已，由衷表示高兴，祝愿母校再创辉煌。
         我校于1962年开设财会本科专业，第一届毕业校友为国家交通会计行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62年是文化革命前高校招生人数最少，录取率最低的一年，那一年全国毕业生人数44万，高校招生10.7万，录取率24%，所以那一年能考上大学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招生总数少，分配到文科的招生数就更少。的那时报考志愿表分为重点本科、普通本科和专科三张，相当现在的一本、二本、三本。有文科专业的重点院校（一本）就是几个全国重点的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普通院校（二本）文科在江苏省招生的就是南京师范学院、江苏师范学院以及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商学院和上海海运学院。这三个学校的经济类专业都属于文科，这在招生人数那么少的当时实在是文科生的一大福音。文科专业主要在师范院校，不是中文系就是历史系。还有教育系、政治教育系，因为北京太冷，太远，（那时不知道北京冬天室内有暖气，其实冬天比上海还暖和，）所以我就选择了陌生的上海海运学院的交通运进财劳会计即后来的交通财务会计专业。看来运进可能是运输经济的缩写吧。劳应该是劳动工资，显然这个专业是和钱密切相关的。
         录取通知来了后住在我家楼上的常州市粮食局局长丁德仪阿姨不无担忧地对我说，你怎么去学会计了呢？这个工作很危险的呀，一来运动首先查的就是经济。她是老革命，这一番话发自肺腑，她对我的关爱令我永远难忘，但那个时候考不上大学就没有出路，所以我还是高高兴兴地一个人去了上海。（那个时代上大学是不兴要什么人去送的，再说那有那么多钱买车票）。
           后来我看到一个资料说，1962年国家为了加强对经济建设的管理，决定在工科院校设立相应的工业经济系，而经济属于文科，由此我们班30个同学（其中10个来自江苏省），有幸进入了上海海运学院的水运经济系。（毕业时只有29个）
          这是入学后班里的8个女生。
          前排自左向右分别是邓玲（来自江苏南京）、言美华、洪新。后排自左向右分别是朱凤英、蒋芬葆中学（来自江苏金坛）、张琴珠、徐贺生、陆蔚萱。徐贺生是一个调干生，年龄最大，39年12月的，张琴珠44年1月20日的年龄最小，但是比我大整整365天。最巧的是洪新，虽然她来自上海金山却在常州读小学时和我同过班。女生中，从入学到毕业，我没有和朱凤英说过一句话。因为她总是在看书。
          到了上海浦东民生路一看，我心里凉了一截：
          在一片农田中有一幢教学大楼，一条用煤渣铺的土路蜿蜒经过教学大楼通向生活区。土路开口地方一个简陋的传达室和同样简陋的两扇大门。没有围墙，只有水泥柱子上简简单单地扎着三根带刺的铁丝网把教学大楼团团围住。更令人称奇的是大门口土路边还有一个钢筋混凝土的碉堡，枪洞虎视眈眈地望着前方。
         生活区里三幢学生宿舍，一幢教师宿舍兼办公室，都是四层楼。一个食堂兼礼堂，一个小篮球场。
         教学大三楼以上是隶属上海海运局的海运学校。三幢宿舍楼海运学校占了两幢。由于没有围墙，晚上上夜自习时农民就在教学大楼下面卖煮熟的山芋。而拾荒的把我掉下去的一只袜子拾走了，那年冬天我就只有三只袜子，一回换一只。袜子是我的姨妈给我上大学的礼物。那时候正是吃不饱肚子的困难时期，买一双袜子要2寸布票。和中学一样，每个班一个教室还有班主任……，这和我听到的大学校园风光大相径庭。大学怎么是这个样子？这就是我的大学？可是她虽然没有围墙却的的确确是交通部直属的，仅次于全国重点院校大连海运学院，而和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并驾齐驱的第二个海运学院。
           任何一个大学都以培养社会精英为目标，哈佛、剑桥……，在中国是清华、北大。后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出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农，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上海海运学院也不赖，出过交通部部长黄镇东，这使教水运企业会计的邓子铮老师感到十分自豪，他只做过交通部下属的长江航运管理局的总会计师，现在教出个部长，青胜于兰了，他当然高兴了……。
          后来听高年级的同学说，大连海运学院是按苏联敖德萨海运学院的模式在大连开办的，主要培养海运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按苏联列宁格勒水运工程学院模式在武汉开办的武汉水运工程学院，主要培养内河航运及管理人员以及船舶工程技术人员。大跃进时在隶属上海海运局的上海海运学校的基础上开办了上海海运学院，所以我们进校不久就是校庆五周年，我们好好地美食了一餐。难怪当时楼上的海运学校又被称为中专部。
          我们进学校时水运经济系就一个62级。三个专业：21621水运经济、22621远洋运输业务、23621交通财务会计。每个班30个学生。船机系有15601、15602、15611三个班约一百个学生。全是上海本地招的学生。水运管理系是刚刚从大连海运学院搬来上海的原海运管理系，到了上海更名为水运管理系。海运管理系原有船队运输组织与计划和港口装卸组织与计划两个专业，两个专业分别以17、18开头，从58级到60级共六个班，除了60级一个班有30多个学生外， 59级一个班只有10来个学生，58级则更少，我印象中一个专业只有7、8个学生，而且年纪都很大。后来当了院长的王恩田就是18591班的，而上海大学的党委书记杨慧茹是18601班的。61级开始将船队和港口两个专业合并为水运管理专业，编号16611，然后就是16621，所以62级当时一共是4个专业班。就这样全院教职员工有七百多而学生只有三百多，算得上是“将多兵少”吧。也许是这个原因，学院没有正院长，当时付院长是徐健，党委书记是陈琪，教务长是陈嘉庚的族弟英国皇家海军学校毕业的陈嘉震，（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陈嘉庚，如果连陈嘉庚都不知道那就毋论陈嘉震了），1963年陈嘉震调到上海船舶研究所当所长去了。那个时候船研所还在外滩，以后船研所才搬到了海运学院旁边。
          1963年暑假，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的水运经济专业迁上海，带来了16591、16601、16602、16611三个年级四个班，这样水运经济系就有7个班了。
         1962年院系调整确立，大连海运学院负责上船的专业，武汉水运工程学院负责港航工程专业，上海海运学院负责管理专业，于是就有了我们水运经济系、水运管理系和暂时还在上海的船机系三个系。1963年船机系迁武汉后，因为上海港口机械工业发达，又开办了港口机械系，一年后港口机械系迁武汉，以后远洋运输业务专业加上新开设的英语、法语专业分出去成为远洋运输系，这时上海海运学院就有了水运经济系、水运管理系和远洋运输系三个系，真正初具规模了。
          1965年交通部在上海海运学院开办英语专修班和法语专修班，从北京招了一批高中生，为交通部公路局培养援外翻译人员，文革中这一批候补翻译全分配在上海港务局，在各个作业区当理货，当然这是后话了。
         上海海运学院开始名副其实地成为管理性质的院校了。可是好景不长，一年后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刚刚步入有序的分工、教学就此中断了十几年。
         1958年大跃进时很多中专学校开设了大专专业一跃成为了大专，1960年国家经济遇到困难这些大专不得不下了马。1962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在大跃进先破后立以致会计人员奇缺的情况下，交通部把因为下马而中断学业的这些学理工的大专生召到上海海运学院，按所在原学校编成三个班学习财会专业课程，这既解决了这些学生的学习就业问题，又解决了交通部的燃眉之急。后来当过交通部部长的黄镇东就是63年5月分配到秦皇岛港务局的。
         开学后不久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从财会训练班到23621班普遍的“专业思想不稳定”。那个时候高校招生，理工科叫一类，医农科叫二类，文史科叫三类。因为社会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说，所以理工科看不起医农科，医农科看不起文史科 ，一二三类恰似上中下三等。文科本来就是下等学科，而会计那不就是“帐房先生”吗？憋脚啦，下等学科中的下等专业啊，那有现在这样风光啊！这使得原来学数理力学的学生无论如何也难以平衡，但是经过专业下马他们饱尝失学的痛苦，意识到有书念就有了工作，这比没有饭碗强，那就委屈点，学学这个会计吧。而我们因为已经考上了大学，这时候就“好了疮疤忘了痛”了。远洋班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按文科招的，但是，远洋这个名字多么响亮，将来还可能出国哪……。总之，心里不平衡。来自印度尼西亚泗水的侨生魏林水就很想换专业，因为那时候对华侨有特殊 策……。也许是这个原因，不久交通部财务会计司司长胡作宾来校，给我们150多个未来的会计作了一个形势报告。他详细介绍了会计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大跃进中财务规章制度破而未立使得财务管理一片混乱的情况。由此在大学开设财务会计专业意义重大，……谈形势，谈专业，使大家对财务会计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认识，基本上稳定了大家的专业思想。借此东风，系主任俞颖生在系里大会上一再强调，学院培养的目标是高级会计。那时还没有职称之说，只能从大学学历推出高级会计这个概念，只是那时候谁也弄不清这个会计究竟怎么个高级法。会计不就是“1234567，一把算盘一支笔”吗。更不幸的是，那时候供应紧张，为此国家有一个特殊供应政策，高价供应不收计划票证的糖果点心，这种不收计划票证的糖果点心叫高级糖高级点心，还有不收粮票的高级餐，结果每当老师们说到高级会计时大家就发出心猿意马的笑声，谁也想不出高级会计是什么样子，能想到的只有高级糖，高级饼子……。不久，学校里发生了一件震动很大的事，船机60的一个同学被批准去香港了，船机系的上海同学们一片啧啧声，联系学院广播台曾经播出呼吁民主的来稿，学校方面很紧张。困难时期，人心不稳定。后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学校首先开始加强忆苦思甜的教育，教务长陈嘉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旧社会的苦难和新社会的幸福，接了学校组织吃“忆苦饭”。所谓的“忆苦饭”就是高粱饼、山芋饼。来自大连海运学院水运管理系的学生大多数来自东北、山东、河北，高粱饼、山芋饼过去就是他们的主食，没有什么人觉得苦，可是上海同学受不了了，于是高粱饼、山芋饼到处丢，有的就直接去了民生路轮渡口的饭馆……，以后都成为阶级斗争表现的典型例子。阶级斗争教育一抓，以后就没有什么人议论香港、外国什么的了。学校里渐渐平静了。
          在电影“51号兵站”放映时，系的团总支书记梁现信为学生做了“51号兵站”的背景介绍。没有想到“51号兵站”编剧之一的梁心就是梁现信。他是河南兰考人，东海舰队文工团转业的。他用很多例子介绍了当年上海地下党兵站是怎样和日伪开展斗争的，电影里的人和事都是真实的。后来“51号兵站”重拍了，我的感觉现在反映地下工作的影视片尽在扯蛋，这大约就是生活不够只好用戏来凑的关系吧。虽然这叫雅俗共赏，可是这潜移默化了什么？
         63年按照毛主席教育改革的指示，我们的课程削减了大约三分之一，一些考试也改为了考核。开始强调结合生产、结合实际。这一年我们第一次去港务局实习，在实习中我们第一次参加了装卸劳动，第一次按照要求登帐，真正接触了生产实际，不知道现在的大学还有没有这样的在校实习，现在恐怕没有那个企业愿意接待学生的实习吧，难怪现在的学生就会电脑，因为他们接触实际最多的就是电脑。
          64年随了学习雷锋又开始学习解放军，我们早上出操，餐前集合唱歌，还经常搞紧急集合。那时候学生中已经有不少复员军人，他们在贯彻部队的“三八作风”上，起了带头作用。同时军事训练的力度也加大，不仅是走走步伐还到浦东高桥集中训练实弹射击，暑假还组织一批同学穿了军装下连当兵上了军舰。那时候学校就像一个军营，一切都是军事化……。
          1965年，交通部在长江航运管理局搞“托拉斯”试点，学院决定毕业班全体参加交通部的 “托拉斯”试点，在试点中学习并进行教育改革。我们因为是四年制所以和水运管理611、水运经济611一起去了武汉。到了武汉首先在武汉港务局汉口作业区搞工资改革，当时认为计件工资搞的是物质刺激，而月薪制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工资改革即将码头工人的计件工资改为月薪制，具体方法是将工人按年龄、健康分为三个等级队，甲级队月薪76元，乙级71元，丙级69元。工资改革在甲级队工人中不是很愿意的，他们年轻，体力壮，觉得吃亏了。丙级队工人则感谢领导感谢党，因为他们老了，体力差了。乙级队工人心理比较平衡，觉得还可以。为此作业区党政工团加大了忆苦思甜的宣传教育，工人阶级还是很听活的，工资改革顺利地完成了。此后我和董约翰、周应高就在三工段劳动，其他同学分别去了汉阳、江岸作业区和青山船厂。我们从作业区到港务局，再到总公司，一步一步实习上去，而且要结合实际写心得体会，当时董约翰写的调查报告生动具体被党办主任秦晓钟点名表扬。
          65年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运动，为此长航公司（托拉斯后长江航运管理局改为长江航运公司）决定，树三工段的党小组长魏月安为长航公司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与交通部树的标兵-上海海运局民主5号服务员杨怀远相呼应。魏月安当时32岁，讲出身，他是个孤儿。他水性很好，在码头作业时多次跳到水中救人或者打捞物品，他做过不少好事。他做这些事就我所知不是先看毛著再往水里跳而是很自然朴实去做的。他的典型事例是按照当时的模式整理的，以后他就按照这个模式去宣讲怎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那时武汉港务局树的标兵是汉阳作业区的皮带机司机许小环，他们的宣讲都是一个模式。文革中他们自然是保守组织“百万雄师”的了，67年底我去宜昌报到过武汉时，一上岸在江汉关下就碰到了魏月安和工段书记王菊生，都是熟人，没有寒喧，他：我站错队了。我：一样，也站错队了。现在分配在宜昌厂。后来魏月安在汉阳港机厂搞政工，厂里去买铲车配件的人带了我写的条子请他帮忙，他看到我的条子非常高兴，事情很快就解决了，以后我们就再没有联系了。
         秋天我们集中在汉口合作路2号进行教改，实际上就是补课。年底返回学校。在武汉十个月，我们在生产实际中摸打滚爬了一遍，现在来看是很有必要的。 66年2月，按学校安排我们去海运系统毕业实习，一部分同学去上海海运局，一部分去了青岛港务局。6月中我们从青岛返回参加文化革命，直到67年十月毕业分配。大学生涯就这样很快结束了。
         1965年11月在汉口合作路2号集中时全班合影  照片由邓玲拍摄， 指挥 陈立华 已故。
         上海海运学院的文化革命在破四旧，游斗反动学术权威以后，首先把付院长徐健抛了出来。因为他有政治问题：他们一批山东南下老战友在求新船厂厂长家玩，有人发了牢骚，不知谁告了密，于是他们就成了反党小集团。他当时正好去洗手间，所以他有反党嫌疑，于是降到海运学院做付院长。（有政治问题的可用不可信，且不可任正职）。徐健的材料是由宣传部的老师暗示64级几个党员同学用大字报公布的。这反映了一种普遍心态：人人都害怕政治运动搞到自己头上，于是运动一开始就抛档案打死老虎。
          后来北京批三家村，搞徐健的学生就搞了个以党委书记陈琪，付院长徐健，政治部主任江熔的三鬼店。当时陈琪的罪名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修正主义分子。江熔，64年学习解放军时从北京空军航校转业来当政治部主任的，因为他童言无忌说话无遮栏所以就被封为三反分子。但是有一些65级的同学，以几个干部子弟为首，因为运动一开始就受到党委付书记徐安桂、王华的“重点照顾”而和他们杠上了，结果学生就形成了打三鬼店的一派和打徐安桂、王华的一派。当时的红卫兵都是按照出身自封的，后来北京红卫兵南下来上海点火，在北京红卫兵的指导下上海高校红卫兵以华东师大李本荣，复旦大学新闻系季中信为头头，建立了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 ，因为得到上海市委的批准，所以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是正统，各路自立的红卫兵都纷纷加入总部。为了寻求保护，打徐安桂、王华的一派去参加总部，因为还要政审所以没有马上批下来。打三鬼店的一派有个法语专修班的同学吕宝芝，原来是北京工业大学附中的，他去和北京南下红卫兵一介绍，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立马接受了打三鬼店的一派。此后打徐安桂、王华的一派就参加了非正统的红卫兵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在冲解放日报社中声名大振。后来就有了那首著名的“造反派的脾气”一诗。表演者是水经64级一个姓熊的苏州女同学。看过她的表演后我觉得不能以为苏州女生只会发嗲。愈是嗲的女人发起狠来就比狠的女人更狠。
         1965年12月底离开武汉之前，江熔、徐健在汉阳龟山的留影 。 
          部分同学与徐健的合影
         尽管在上海高校中海运学院是第一个建立革命委员会，但是这个头功市革会没有给海运学院，而是给了同济大学东方红。那时候大部分人都在逍遥，到了十月，中央文革决定六六届进行分配而且从九月开始发工资，我们都回到学校，经过一番毕业鉴定折腾大家就分道扬镳了。分在长江的有9个，其他20个在沿海。运气最好的是上海同学徐伦豪，他到秦皇岛港务局去报到人家不要，于是就被再分配到上海立新船厂去了。运气最不好的是分在上海船厂的蔡琦国，工作不几年就病故了。最出人意料的是分在天津新港船厂的贝章华，后来成为石家庄日报的总编。以后陆陆续续听到29个同学中已经走掉了5个。朱文汇在澳大利亚，惠孟余在香港而王忠林、魏林水失去了联系，现在不知在哪里。
           历经沧桑，无论什么，大家基本上都是高级职称，只有蒋芬葆还是中级职称——会计师。原因是单位小没有高级职称的岗位，所以不能评为高级会计师。给她评定职称的负责人是63级的同学，上海海运局的总会计师杨火才。不过她和周应高有两个经济学硕士的儿子，不差钱。

来源： 陈立   2013.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