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并购活动深度变革

日前，华为公司迫于美方压力，主动撤销了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提交的收购三叶公司技术资产的申请。图为北京国际通信展上华为公司展台。

经过4个月的紧张工作和艰苦谈判之后，光明食品集团（下称大光明）在竞购法国酸奶制造商优诺的交易中，以一种令人惊愕的方式出局：高出美国通用磨坊约1亿欧元报价，但最后却被对方击败。

这不是大光明首次海外并购折戟沉沙。此前，针对澳大利亚CSR公司、美国维生素零售连锁店健安喜（GNC）的收购中，均在最后关头功败垂成。

根据国外某统计机构的数据，2010年，中国企业总计以500亿美元收购了280家外国企业。但成功的海外并购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海外并购（投资）遭遇与大光明相同。

近年来，中国企业一直积极收购海外资产，并购策略主要是收购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引擎的铁矿石、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这一度遭遇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的抗议浪潮。但是，目前中国企业开展的并购更多转向消费领域（例如食品、娱乐等行业）。为何这种并购依然遭遇重重阻力呢？在国际局势瞬息万变的海外投资并购中，中国企业又该如何厉兵秣马，有所作为？

各方资源需要整合

“走出去”战略既是国家战略，也是企业战略。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东方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宏伟认为，伴随着中国企业海外布局，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缺乏对政治等风险的综合评估，应对措施不力，影响了企业的经营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发达国家为了尽快走出金融危机的困扰，不同程度地加大了对全球战略性资源的控制与争夺力度，如石油、矿产、森林等，同时对新技术开发加大了扶持力度。”

他指出，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往往缺乏统一协调性，导致并购难以形成合力。在海外市场并购的初级阶段，有的中国企业由于资金实力和并购经验不足，经常出现几家或者多家中国企业在同一个项目中同时出价，甚至相互压价争夺的情况，中国企业的内耗反而给其他国家的企业带来机会。

“中国在海外并购方面明显缺乏经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周春生认为，包括联想、TCL、海尔、中海油等在内的中国企业巨头都没有特别好的成功案例。周春生称，目前企业面临国际经验不足、风险评估不足等诸多问题，政府总体规划、指导企业控制风险、跨国并购人才等多方面都远远不够。

因此，张宏伟建议，我国可综合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资源的情况，分别制定鼓励、支持和限制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领域、国家等资讯目录，使中国企业走出去服从于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确保投资和经营安全、有序、有效，“可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和全国工商联联合成立海外投资促进委员会，综合协调中国企业实施海外并购。一方面减少不必要的内耗发生，另一方面使得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各方资源能够实现最优化的配置。”

多部门联合成立机构协调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并购，不仅仅是张宏伟一个人的愿景，北京华旗资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冯军也深有同感。

“在海外设立办事处（或者叫孵化器）的提案，我在政协会上已经提了几年了。”冯军认为，就像韩国在华设多家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意大利在华设有品牌推广中心一样，中国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设立办事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落地的必要条件。

他呼吁由国家出面整合各方资源，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重点城市建立海外孵化器，帮助创新型和品牌型中小型企业解决工作签证准入，熟悉当地相关法律法规，帮助各种人才工作，保障他们生活的安全，并提供经验积累和教训、分享机制，保护各种合法权益，对集体走出去起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成功的关键点在于，国务院要设立专门整合资源的部门，来推动此事，充分地发挥各部门已经做出的努力。”冯军说。

金融“瓶颈”亟待打破

即便有政策和管理机构的多方支持，在深圳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列看来，金融方面的瓶颈问题依然让研祥集团在海外投资并购时苦恼不已：“中国的银行界和金融界对本国的企业在海外‘打’市场的支持，无论经验、时间还是政策方面，我认为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发达国家，在利用对外援助和国家银行帮助他们的企业打开别国市场的时候，大面积使用了金融工具，而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有这样做的例子，但是我认为还应该铺开。”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在海外投资并购中，中国民企所能享受到的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政策优惠和国企是有差别的。“在走向海外市场的时候，希望国家的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能够给国企和民企同样的待遇。”

一位金融界人士透露，海外投行在并购过程中的撮合交易、定价谈判、并购融资，以及政府报批、帮助股东会通过等各个环节中，均起着巨大的引导甚至是决定作用。而目前国内金融机构在这方面所能提供的服务支持，与国外投行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一方面，国内金融机构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桥梁和纽带作用发挥不足，不能起到资本和资源整合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实施海外并购过程中仍然受制于海外投行，即使并购成功后，企业的海外经营也很难得到国内金融体系的后续支持。

张宏伟认为，国内金融机构应当主动与国内企业共同走出去，创建“民营企业为先锋、国内大型金融机构为纽带、国有大型专业企业为后盾”的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新模式，这样可有效规避很多发展中国家因为受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影响，而形成的对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歧视性政治壁垒，强化和提高国内大型金融机构的桥梁纽带作用和服务水平，同时也能减少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的风险和资金压力。

国企民企如何应对

在国际并购中，不确定因素太多，而国有企业背景也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并购中最敏感的话题，这也是各方最关注的焦点之一。

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目前对外并购70%以上跟自然资源有关，但都主要集中在资金实力雄厚的国有大型企业上。有业内人士认为，面对其他国家对中国、特别是国企投资苛刻限制这一“潜规则”，国企亟待在战略和战术等方面进行提高，有时候甚至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考虑。“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正在中国铝业公司与力拓洽谈高达价值200亿美元资产的关键时刻，却传出了中铝掌门人肖亚庆将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消息。这更印证了澳洲的猜疑，也让此后诸多针对澳洲矿藏资源的并购非常被动。”

业内资深人士宋亮就表示，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更容易规避来自被并购国的“政治壁垒”，从而增加并购成功几率。他期待，政府应该拿出更多民营能源企业海外并购的具体扶持政策。

据了解，与中国相比，日韩等国政府对于本国企业海外并购扶持力度很大。为鼓励本国企业海外寻油，日本政府拿出一部分资金，成立相关基金，资助企业出海，同时成立专业投资服务机构，为企业海外并购做法律、咨询等相关服务。韩国通过政府扶持成立的大韩矿业振兴公社建立了国家资源情报网（KOMIS）、矿产品交易网（MINERALLAND）、矿产资源地理信息系统（GIS）等信息系统，为韩国矿产资源开发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借鉴日韩经验，为解决民营企业资金不足，政府应该成立专项扶持基金，侧重于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投资油气勘探、开采领域，同时可以设立风险保障基金，帮助企业分担部分投资风险。”宋亮表示，政府还应对企业“走出去”实行税收减免政策，目前，企业在国外经营获得利润后，还要受到双重征税的困扰，而国外政府在不同程度上都会为企业提供贷款或实施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另外，政府应对海外并购进行立法，确保企业海外并购与国家战略目标紧密相连。

海外并购需有效公关

据2009年英国BBC报道，澳大利亚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人认为应该抵制中国收购澳大利亚的矿业资产。另据媒体报道，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议员Joyce拍摄了反对中铝注资力拓交易的电视广告，其中画面也涉及五矿并购OZMinerals的交易，并将之在澳洲部分地区电视台播放。

为此，2009年3月17日，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章均赛在出席澳中工商业委员会（ACBC）年会时特别提到此项收购，希望“澳方能公平、公正地看待中国企业”。针对澳大利亚少部分议员此前对中国企图控制该国资源企业的指责，4月2日，章均赛又专门在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撰文，呼吁澳民众“应该理性、客观地看待此事，不应采用情绪化的语言”。

大光明的曹晓风表示，刚到法国的时候，政府态度以及媒体舆论对大光明相当不利。作为对策，大光明于2011年3月7日派出了由大光明和光明乳业组成的联合项目小组，赴法与各利益相关方见面，并开展一系列的公关工作，包括会见各方人士、接受各大主流媒体的专访、拜访优诺工厂所在地的议员等，一系列活动一定程度上也曾经扭转了大光明投标初期的劣势。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网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网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来源：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