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雄胜 等‖论公司治理与财务理论创新

原载《财会月刊》2022年第13期

【摘要】公司在履行生产职能以提供能够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要的产品与服务这一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各种偏差。对公司偏差的管控就形成了公司治理制度。公司治理只有通过财务管理，根据有限理性原理建立可观察、可计量的基本框架与结构，并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才能顺利地实现有效管控公司各种偏差的目标。贯彻并体现公司治理的原则与要求，为现代财务理论研究以及实践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成为现代财务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公司财务；财务创新；公司治理；公司偏差；有限理性；财务管理发展

一、引言

20世纪末我国全盘引进西方现代财务管理知识，当时并没有公司治理方面的内容。如今，公司治理已成为现代财务管理的基础。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我国目前流行的财务教科书的基本知识，是否真实反映了当代财务管理实践？能否满足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例如，目前财务理论以及研究，都绕不开委托代理理论，这似乎已成为破解财务诸多难题的万能钥匙，但是不难发现，委托代理理论在许多现实问题上并不具有很强的分析解释能力。在现实世界，对于人类与自然、人类整体与各个个体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问题，存在着诸多认知分歧，导致个人的行为具有短期化与个人利益至上的特点。西方文明总体上表现为“个人自由与财富至上”的世界观，即在整体与个人的关系上，个人属于决定性因素。但在现实中，个人是一个严重缺乏确定对象的概念，个人必然以你、我、他的形式存在，那么，个人自由与财富至上中的“个人”，是你，是我，还是他？何况“我”，还有自我、本我、超我之不同含义。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个人概念，而他们的利益立足点迥异。因此，以“个人主义”为制度基础，现实中往往不仅对人类整体产生副作用，更直接表现为对“我”“你”“他”的利益均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如此，从整个社会看，每个人事实上都只能是代理人，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委托人，从而围绕委托代理制度的各种研究，都无法真正解决人类社会经济文明进步的实现机制问题。在只有代理方没有委托方的社会，每个人事实上都将成为人类整体以及社会文明的敌人。这样的矛盾，在公司以及整个社会经济领域，都表现得极为突出。公司作为人类自己创造的制度，本来承载着人类寄予的希望，而这种希望经常被具体存在的各个企业所遗忘甚至违背。公司治理，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成为整个学界异常关注的话题。

公司治理是一个微观性质的经济与管理问题，也是一个与整个人类社会经济文明进步直接相关的重要问题，正确认识并深刻理解公司治理问题，涉及宏微观经济的方方面面。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有赖于公司的积极作用。为了统一大家对公司治理的基本认识，首先需要把公司的存在与发展看作人类社会经济文明进程中的自然进化现象。如此，公司为什么存在以及公司治理是什么，就变成具有相对确定位置和具体形式以及基本功能结构的问题，从而使我们的讨论议题在对象把握与具体内涵方面，具有了可证伪性质。简言之，公司（一开始为企业）产生的基本动因，是为人类提供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的生活以及生产资料。

二、公司因何存在？

公司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一开始的公司是什么样子？这不构成我们现在必须弄清的问题。最起码从财务与会计学术层面看，这两个问题并不是非要明确不可的问题。但是，“公司为什么存在”却是研究公司本质问题的起点。对于公司这样一个已是常识性存在的法律实体，我们必须明白，人类社会创造公司制度究竟是为了什么？即人类是为了解决什么核心问题而建立公司？

对此，约翰·R.康芒斯在《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一书中，直接引用了美国当时首席法官马歇尔的说法：公司是“一个人为的人，它是看不见的、无形的，而且只存在于法律意图之中。因为它纯粹是由法律创造的，所以它只具有特许它创造的规章所给予的那些特征，有的是明文规定的，有的是通过它的存在而体现出来的……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永存性”。他非常明确地给出结论：所有公司存在，都必然具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才具有生命力，任何经营业务本质上都是为实现共同目的而发生的集体行动（公司行为）。但康芒斯没有明确公司的共同目的是什么，只是描述了公司是“把总收入在成员间分配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共同获得总收入的期望”。而共同获得总收入的期望，完全取决于市场，一旦不为市场接受，则希望必然落空。他进一步认为，公司不论公、私，都由自然人运行，这些公司员工，毫无例外具备双重人格，即公司利益属性的人格与个人利益属性的人格，两者由于公司组织与规章而结成“持续经营体”，产生了决定公司各种具体行为的“集体意志”。康芒斯通过政治、工业和文化机构的实用规则，能力与机会，资产与负债，价值、分派、归属，继续经营的工厂和继续经营的业务等方面，生动地描述了公司作为“集体意志”，是一个怎样的存在。透过这些客观存在，挖掘了公司背后存在的深刻内涵，让我们比较清晰地明白了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以及这样存在的原因。

令人不解的是，康芒斯只是对集体意志的四个基本面（义务、分寸、禁止、激励）作了阐述，但对公司“共同的目的”始终未给予明确的说明。从而，其对描述过程为什么这样的各种解释，总是难以让人完全信服。公司共同的目的，是正确回答公司“为什么存在”这一问题的基础。只有对公司共同的目的达成共识，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研究公司性质问题过程可能产生的各种来自基本认知方面的分歧，也能使讨论公司本质问题有一个相对固定而具有共识性的基础。因此，对于公司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制度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责任、职能和任务，应建立一个清晰而明确的概念。有关这方面的认识，对全世界所有公司都应该适用。康芒斯在研究制度经济学时，有一个非常直接的感受，为我们从财务学角度深入研究公司“为什么存在”这一富有挑战性的命题，平添了几分信心。他认为，“实际上，制度经济学的大部分论据和方法来自于企业财务领域”。看来，从学理角度解释公司范畴为什么能成立这一根本命题，已成为当代财务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有关公司的研究一旦在基本命题上达成了共识，则面对所有具体存在的各类公司，只要发现与公司基本命题相违背，那么就可以认为，公司的存在与人类对其基本要求产生了偏差。这种偏差可能表现在量（程度）的方面，也有可能表现在质（异化）的方面。对这种偏差的关注，引发了对公司进行治理的必要性，而这种偏差在现实中存在的客观性、广泛性、经常性，使公司治理具有了必然性和迫切性。问题显而易见，如果对于公司产生的偏差不加控制，让其自由泛滥，最后公司的发展肯定会辜负人类的基本期望，结果必然对整个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产生越来越明显和强大的反噬作用，甚至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因此，公司治理意义重大。

综上所述，理解公司治理概念，首先要解决公司为什么存在这个基本问题。我们讨论公司到底要干什么，是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来定义所有公司都应该具有的基本使命感。

在这方面，古今中外先贤们已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理论成果。如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等，都是以公司作为一个具体存在去思考公司本质问题。因此，虽然他们提供的答案不一样，但这只是因为观察角度不同而已。公司本质问题，需要研究者彻底摆脱现实中自己熟悉的各类具体公司，从社会经济文明进步的基本要求出发，揭示人类社会一开始建立公司制度的初衷。根据逻辑学的基本原理，任何针对事物本质的研究，必须超越该事物具体存在本身，挖掘决定该事物存在的基础与时空归属，这样才有可能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与功能属性，从而对该事物进行科学的定义。如果以已存在的事物为研究对象，得出对该事物本质属性的认识，基于此得出反映该事物内涵与外延的概念，则容易犯“同义反复”与“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卡尔·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之所以对学术研究范式产生如此深远与巨大的影响，原因就在于其旗帜鲜明并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盛行于学界的古今先贤包括以上经典作家，以实际存在为对象研究事物内在规律性，存在着致命的学术缺陷。

因此，尽管目前有关企业本质的研究已有相当丰富且有影响力的成果，但总体上都存在着未能真正揭示公司为什么存在这一本质问题之不足。他们都揭示了公司存在的某些特征，而且有些特征确实具有广泛性，但最终还是没有从理论上正确地解决企业本质问题。公司本质问题研究，必须跳出公司，从人类社会经济文明进步角度，关注公司作为人类创造的一种制度，是体现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哪一种基本需要，以及公司从人类社会那里接受了什么样的使命。没有这样的前提，或者说这类问题的答案不明确，公司本质研究就成了一个好比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话题。

三、公司的“偏差”与使命

1.公司偏差及其参照系。具体存在的公司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各种问题，比如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盲目扩张、好大喜功等，这些问题对公司发展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甚至直接威胁到公司的生存。我们把这些可能比较广泛存在于具体公司的问题，定义为“公司偏差”。这些偏差，任何公司都无法回避且必然产生极其不好的影响。因此，需要建立专门的防偏、纠偏与治偏制度。这就是公司治理。

问题的关键是，公司治理意义上的偏差，不是我们以往非常熟悉的那些经营管理偏差，比如预算偏差、成本偏差、质量偏差、效率偏差等，这些偏差因不同公司而异，具有个性特征。在解决这些经管偏差问题方面，一般不具有通用性原理，更多地强调特殊性与针对性并且方法难以简单复制。但公司治理意义上的公司偏差，对于所有具体存在的公司而言，在问题内涵、表现方式以及具体后果上，具有大致相同的性质与特征，因此就有在纠偏层面形成共性原理的可能性，实践中也产生了解决公司偏差问题的广泛与普遍需求。由此进一步肯定了公司治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对公司偏差作出有效管控，是公司治理的基本目标，公司偏差就成了公司治理的对象。显然，实践中为了使公司治理在制度与具体效果方面获得保障，公司偏差就不能停留于简单的概念上。对于公司治理而言，首先必须明确公司偏差的基本结构、主要内容以及衡量标准，这样才可使公司偏差在公司治理实践中变成可观察、可计量、可控制的对象，从而确保公司治理基本目标的实现。那么，公司偏差具有怎样的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明确一个可对照的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必须源于对公司本质问题正确而深刻的认识。如前所述，人类社会对公司的基本期待是提供产品与服务以满足人类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需要。这是对公司本质问题的极简理解，也可以认为是对公司使命最为概括而准确的表述，成为每个公司必须履行的基本义务。因此，这是对所有公司的一种共识性的基本期待。这样的基本期待，不仅仅决定了公司一切行为的基本选择标准，更为各个具体公司的各种行为过程以及后果规定了容许偏差的最大极限。

为此，在分析公司出现偏差的必然性的同时，还要构建判断公司偏差的基本框架与结构。这也是我们学习和理解公司治理理论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出一个相对可靠的观察公司，借以考察出现基本偏差的整体框架与具体结构，从而为观察、提炼、设计公司偏差基本框架与结构，确定相对可靠的参照系。基于此参照系设计出来的公司偏差定义、总体框架、基本结构以及指标体系，能相对完整、全面地体现人类社会经济文明进步对公司的基本要求与期待，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公司对整个人类社会所作出的基本承诺，形成公司在所有活动中都必须遵循的核心条款。

那么公司的这种基本承诺是什么？与社会期待是什么关系？首先要选择比较恰当的参照系。研究者在选择相对可靠的参照企业时，就把目光投向了美国第一代最成功的企业家群体，并选取其中最成功的一位——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以其临终前对“企业崇高”之具体内涵的理解，作为我们确定公司偏差观察框架与基本结构的主要参照系。该参照系并不是对公司本质认识抽象概念演绎分析的结果，而是一个成功企业家临终前对奉献于公司事业那种无怨无悔、刻骨铭心的价值认同，具有现实层面的可操作性。当然，这样的参照系应该代表了现实公司履行使命所能达到的最高标准，以此为参照系建立公司治理观察、计量、管控公司偏差的基本框架结构，可以为公司治理提供一种先进适用的工具手段。以此为基础判断一家公司到底经营得好不好以及该公司偏差的程度与水平，从而有的放矢地改进公司偏差，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按我们的设想，这样的公司偏差观察框架，既是标准结构，也包括可计量的指标体系。这样，在公司治理实践中，公司偏差就完全是一个可观察、计量并精准管控的对象，衡量一家公司的治理水平、成效与质量，就有了具有一定通用性的评价标准体系。

《财富的福音》中披露了很多卡内基对其终身从事的公司事业的感慨，我们只能对其做一个简单的概括性提炼，以期为设计公司偏差框架结构建立起具有直接参考价值的参照系。

概括卡内基对“公司崇高”一再强调的几个要点与核心内容，公司使命即企业本质的具体体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提供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这种产品和服务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表现为有形的和无形的两种形式。第二，提供就业机会。让人们有工作干，能挣到工资，可以养家糊口、安居乐业。第三，向政府缴纳税收。让我们每一个人有基本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保障。第四，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贡献具有标杆意义的员工与文化。以上四点可以为探索“观察公司偏差基本框架结构”提供可靠依据。

卡内基对于公司使命的上述感悟，是西方有关企业性质、目标、行为的较为深刻的一种认识。这一点，也印证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对公司使命感以及公司本质能做出相对精准认识并拥有话语权的人，必定是具备丰富的公司事业经历，而且经受过很多成功与失败的重大考验，最终还能总体意义上实现公司经营成功的企业家。只有这样的企业家，才能对公司的使命由衷地产生最具本质意义上的体验。当然，能有这样经历和体验的企业家，在能力、精力、情商、悟性等方面都具有卓越的表现。在这方面，卡内基无疑是整个企业家群体中的佼佼者。对企业本质形成真理性认识绝非易事，只有亲历了事实全过程，才有可能感悟事实。企业家恰恰是亲历事实的一群人，而最成功的企业家对这种事实的经历会更全面。因此，卡内基对企业使命的感悟，到目前为止是相对比较完整的一种认识。

2.公司使命的实践框架。公司使命比较务实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要有产品和服务；要有就业人数；要有税收贡献；要有文化贡献。对每一种贡献都可以建立观察指标予以衡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衡量企业使命达成状况的框架结构。为公司治理设计公司偏差观察分析框架结构进而建立计量指标体系，辅之以规范的综合评价方法，就可以建立公司治理定量化管控机制。

第一，现实中公司肯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个具体的公司。众多的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千差万别，但从本质上讲，所有公司的产品与服务必须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要。作为具体的公司，首先需要有明确的产品和服务，那么销量、市场占有率、销售收入、品牌声誉及产品覆盖程度等，都是衡量公司产品与服务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程度的具体指标。

第二，对社会而言，公司雇用人数肯定越多越好。企业的员工规模越大，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公司员工规模，本来就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只有企业产品拥有市场前景，员工待遇好且得到足够尊重的公司，才有可能吸引并接纳更多的员工。因此，员工人数、员工薪酬、高管薪酬、员工创新与贡献激励金额、员工岗位技能投资、员工平均年龄、员工高学历比重、员工平均工龄、员工流失率、员工科研成果数量、员工获社会奖励荣誉比例、员工受刑事追究人数比例等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对员工履行责任的状况以及对员工的吸引力。

第三，公司税收十分重要。公司上缴的税收总额、缴税额占销售收入的比重、缴税额占利润比重、人均缴税额等指标，体现了公司对整个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也是公司本质要求的重要组成内容。在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的定义与范围方面，各国存在着很大差别。不同定位的政府，虽然税收及财政存在着不同的口径，但都有着对公司税收巨大而强烈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企业存在的价值，也体现在它所缴纳的税收上。公司提供税收越多，对公共产品、公共资源、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也越大，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就具有越来越充分的保障。公司为政府贡献税收，是自身使命的应有之义，缴税越多，对社会发展而言贡献越大。

第四，必须在文明进步层面塑造公司文化和培养员工。这是公司在整个人类经济文明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聚焦点。员工的见义勇为，企业与员工的社会捐赠，环保支出，研发支出，新材料、新能源与新工艺的开发，公司各种国家与国际质量奖，企业专利数，公司并购，综合能耗指标，碳排放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公司广告费，公司应收应付账款比率，经营现金流量占营业收入比率，公司逾期还债数额，公司产品质量与环保涉诉率，公司债兑付违约指标，公司股利支付水平，公司市净率，公司市盈率，供应商前5名采购占比，供应商行业排名前5采购占比，供应商前5名稳定率等，均反映了公司从文化和员工以及社会责任方面，多大程度上履行了对人类社会所作出的基本承诺。

如果在以上四个方面建立改进公司偏差的观察框架及指标体系，实时取得指标数值，运用综合评价方法就可以对公司偏差作出有效的预测与纠正，从而为公司治理实现基本目标提供简便、实用、有效的工具。将这样的框架真正运用于公司治理实践，则公司有效管控与可持续发展就有了实现的可能。

四、公司治理与纠偏

1.有限理性与公司偏差。基于以上认识，本文进一步认为，公司治理就是基于以上四个要素组成的具体框架，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公司进行检验，确定公司偏差存在问题的总体情况与具体表现，然后有的放矢地开展纠偏工作。建立公司治理框架结构后，一个公司经营得好坏与否取决于这四个方面能不能真正地通过检验。社会应该建立一个制度，以满足经常对企业进行动态检查的需要；在企业内也应该建立常态化的自查制度，让企业时刻自我检讨，能动地改善生产经营管理，从而在这四个方面不至于产生一些为社会文明进步所不能容忍的偏差。这样一种制度，对于公司的健康成长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文明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治理就是把企业在这四个方面可能出现的偏差，控制在社会与自身能接受的状态。从而每一个公司的存在，其自身追求的价值与社会期待价值，在基本方向上就自然保持了一致。若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制度，公司发展得越多、越快、越好，有时候对社会产生的危害可能越大。中外公司在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只要我们看看《公司帝国》与《当公司统治世界》以及透过美国安然公司案例，就知道一些公司在取得巨额利润的同时，给社会带来了极大、极长期的灾难。其根本原因，是目前公司的经营管理事实上建立在公司个体与短期利益至上、与社会整体利益存在严重冲突基础之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司治理就变得非常必要。

目前的公司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自然产生了公司偏差。某种意义上，公司偏差是简单粗暴的公司理论指导下公司实践的必然结果。目前的公司理论奉行极值原理，即最大最小化理论，其假设前提是人类完全理性，但事实上人类只是有限理性。西方有限理性对现有的理论体系产生了严重冲击，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从而构成了管理学与经济学的实质性差别，也造成了现实经济与理论经济的差别。经济学讲求最优化，追求最大最小，但在管理学上找不到最优以及最大最小的概念，其追求的是满意、恰当、合适。财务、会计、审计，是实际管理系统的有机组成内容。所以，目前建立在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财务理论，以利润、股东财富、公司价值为目标，都以最大化为行为准则，与管理学倡导的满意氛围极不协调，亟需改革。公司治理，应该是财务管理实现从经济学思维转向管理学思维的突破口和转折点。

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出发，再落脚到理解公司本质这个具体理论问题上，应该承认，在理解公司偏差时首先要建立起一个清晰而实用的分析框架。建立分析框架的前提是对公司偏差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以及基本内涵，形成明确的认识。人类社会经济文明进步的基本要求，是让公司偏差保持在不至于对人类的文明进步产生危害这样一种状态。这就是有限理性理论在财务管理理论中的具体应用。

2.有限理性的具体内容。有限理性从信息、认知、意志力三个方面，对公司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从而体现在反映公司偏差标准框架的各项具体指标水平的变动上，为公司治理明确了方向与发挥功能作用的力度。

第一，信息的有限性。每个人对所接触的任何对象相关信息的了解，总是不充分、不全面的，也不可能深刻，因此是有限的。我们掌握信息的有限性，几乎是常态。人类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所掌握的信息，尚处于碎片化、片面化状态。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讲，不论是从某一个时间窗口还是从某一个空间的横截面来看，我们所学的理论和所拥有的信息都是有限的。信息的有限性，导致对同一个事物，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景下会出现理解与行为上的偏差。这种偏差的存在非常正常且经常，这是由信息有限性决定的。

第二，认知的有限性。认知的有限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每个人世界观的局限性。在世界观、意识形态方面，人与人之间肯定存在着不一致。人的认知往往具有选择性，这种选择性取决于世界观。世界观的局限性就带来了人的认知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是学习、理解、运用知识能力的局限性。知识本身在反映客观世界的能力上有限，再加上人们学习、理解、应用能力的有限，以及个人经历、经验的不同，最后导致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人对同样的人和事会产生不一样的认知。这也是认知的有限，通常表现为偏听偏信进而偏见。

第三，意志力的有限性。人都是有意志的。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坚持与放弃，这些贯穿每个人终身的品质都来自于我们的意志。每个人的个性来源于意志力，而人的意志力有差异和局限性。具体而言，每一个人都毫无例外面对三个残酷的现实。一是生命的有限。死亡的不可避免，带来了人类行为的普遍短期化。强大的人在有生之年创造辉煌，弱小的人浑浑噩噩虚度人生。这是生命的有限性。二是岗位的局限。如果局限于财务与会计岗位，就只能站在部门和学科立场上去看财务会计面对的一切问题，结果发现财务会计与生产、质量、市场、人力资源等都有矛盾分歧，而董事长、总经理则会认为，企业做得好不好并不取决于财务会计，而是取决于市场、生产、质量以及人事，实体才是根本。所以，我们往往局限在自己这个角度，尽职尽责做了很多事情却不被理解，从而产生怨气。其实这样的心态实在不应该。一个成功的财务会计，在企业中应该让每个部门都觉得离了你工作就不踏实，有了你的支持其工作才有信心。但要实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克服岗位、行业的局限，树立并践行业财融合的理念。三是个体利益的局限。现实中做选择往往以对个人是否有利为唯一标准。但是对个人有利的事情，不一定对部门有利，对部门有利的并不等于对企业有利，对企业有利的并不等于对民族国家有利。总之，生命的有限、岗位的有限和个体利益的有限，决定了人的意志力的有限，从而决定了人的行为很难达到完全理性状态。

3.公司治理的纠偏。明确了公司偏差观察计量的框架与指标体系后，可以按照框架与指标体系完善公司会计制度。会计提供满足公司治理需要的各种必要信息，成为公司治理顺利实施并发挥功能作用的基本依据。每个具体的公司应建立偏差的调控体系，以保证实际出现的偏差在可接受程度之内。原则上，公司对自身出现偏差的可接受程度，以人类社会经济文明进步所能容忍的程度为极限。对具体公司而言，公司偏差离人类文明进步的容忍极限越远越好，因为这意味着公司经济活动离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越来越接近。尽管不能完全消除公司偏差，但通过公司治理使这种偏差不至于越来越大，这充分体现了人类文明进步对公司的内在要求。进一步，可以视公司为现代经济要素谋利平台。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已完全演化为货币或金融主导的市场，所有生产要素都被纳入市场机制，谋取货币收入成为唯一目标与行为动力。作为公司经济活动的三个基本要素——人、财、物，均已获得了要素所有者身份存在于公司实践中，并对企业各项经济活动发挥各自的功能。在整个市场平台上，各生产要素与企业事实上形成了动态的双向选择关系：企业以成本最低（相比可供选择的同类要素）为要素选择标准，要素以收入最大（相比可供选择的同类投放机会）为选择标准。如此，财的所有者是股东与债权人、客户，物的所有者是材料与机器设备以及生产技术的供应商，人的所有者是员工（管理者与生产者）。他们分别为公司提供财务收支的功能，采购、生产与销售功能，组织管理与劳动作业功能。公司把这些分散在各自市场上的要素，按市场准则实现有机组合，从而形成了现实生产力主体。公司的具体实践活动，本质上是与这三大所有权之间分别进行等价交换，从而使所有者经济利益如愿实现。这一过程，既体现在公司与各生产要素在各自市场上讨价还价，也体现在公司经济活动中各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利益与共的密切合作，还体现在以公司为主体，与产品（服务）市场以及资本市场其他公司进行市场竞争，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全体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整体利益。

在生产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与资本市场、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市场）上，这三个要素所有权也面临同类要素的竞争。这样，各要素分别存在竞争市场，企业为各要素市场提供公平竞争机会（要素选企业），又为各要素提供组合机会（企业选要素）。如此良性互动，形成了与现代企业制度高度匹配的市场经济。通过企业与市场借助于“交易定价机制”的持续互动，宏观经济的短缺（引导企业扩张，要素供应不足）与剩余（企业萎缩，引导要素能力提升）问题得以自然缓解，经济有可能实现动态均衡发展。公司治理，不仅包括对内部要素的优化组合以减少公司偏差，还通过在各要素市场上，与各生产要素所有者的互动优选，使公司拥有的各种具体生产要素具有有利于减少公司偏差的品质，从而使人类文明进步内在要求成为内生于公司机体的基因。不难看出，这样的公司治理，只有通过财务管理才能更好地实现目标。总而言之，人类文明进步对公司的内在要求，历史性地落在了公司治理制度身上。公司治理要履行该使命，在公司现有制度框架内，只能借助于财务。于是，财务成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基本、主要抓手。

我们把公司治理作为现代财务管理的一个基础知识来介绍，这是由现代公司制度的基本格局和本质特性所决定的。因为公司本质上是资本实体，公司治理的内容必须通过资本这条线才能融入公司的方方面面。公司资本这条线就形成了财务，怎样才能真正有效地把公司治理基本理念（以框架与指标体系为具体内容）落到实处，成了财务管理首先需要解决好的基础问题。如果对公司治理基本面不了解，那么对现代财务管理很多具体问题的讨论与研究就变得非常抽象，而且运用于实践时可能不得要领。由此，公司治理构成了现代财务管理的出发点与归宿，公司治理理论成为现代财务的基础理论。

公司出现偏差的必然性，导致了公司治理制度存在的必然性。公司治理能成为制度、成为知识，是因为随着公司制度的普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诸多本以为不可能存在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日益普遍且严重，以至于危及公司制度本身。公司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不能理解甚至不可思议的问题，所以导致我们怀疑现有的公司制度本身是不是存在实质性的缺陷。透过这些表象问题，我们发现原来所有具体的公司在基本层面彻底偏离了人类社会一开始为公司制度奠定的基础，或者说公司已彻底偏离了所应承担的基本使命。公司制度亟需有一个非常有效的纠错纠偏管控机制，公司制度的这种自我纠偏机制，就是公司治理。

公司发展历史上，有很多本来很优秀的公司，后来却做出了一些有违人类基本期待的行为，比如最原始的英国南海公司、曾经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些公司一开始都打着很神圣的旗号，信誓旦旦要为很多人谋利，但最后都给社会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即使是长期被看好的公司，也未能摆脱现行公司制度的宿命诅咒，最典型的就是通用汽车公司。通用汽车CEO艾尔弗雷德·P.斯隆以《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一书，充分展示了自己职业生涯的辉煌成就，更总结了通用汽车公司之所以成功的经营知识，这些知识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标准框架。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这本书中，对于以通用汽车公司为代表的第一代成功企业家公司所提炼出来的经验赞誉有加，这些经验也成为现在我们书本与课堂上，管理理论的一些基本常识。这是通用汽车公司的伟大。但是，通用汽车公司进入21世纪以后却破产了，最终依靠政府的保护才勉强活了下来。时任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鲍勃·卢茨根据他在通用汽车公司的经历写了《绩效致死》一书，非常愤怒地诉说了以财务为中心的通用汽车公司，是怎样不堪地一步步走向死亡的。他说通用汽车的结局，完全是当代商学院培养了一大批白痴天才的杰作。他见证了通用汽车是怎样在海量数据及其分析的忙碌中、在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指引下自然而然地落入破产陷阱的。同一家公司，前后都使用杜邦财务分析，都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斯隆可以把它做到最成功，但到卢茨时代就失败了。为什么？只能说在斯隆的年代，公司偏差是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的；在卢茨的年代，这种偏差已经超出了人类文明所能承受的极限。所以，前面通用汽车公司就成功了，后面通用汽车公司就成了社会经济文明进步的破坏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对公司治理范畴的认识，严重滞后于公司实践发展的现实需要，只是进入21世纪后美国因安然事件而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才引发了公司治理问题的全球性关注。但公司治理领域，至今还是理论繁荣而实践冷清，财务学界对公司治理的研究以及相应财务理论与实务的改造，更是暴露着事不关己的麻木不仁！这样的状况必须改变。希望本研究能激发财务学界着力于公司治理理论，从而在财务学的发展方面取得一些实质性进步。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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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鲍勃·卢茨著．张科译．绩效致死［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作者单位

1.南京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南京210008；

2.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南京210097

原创：杨雄胜等来源：财会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