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华,戴德明等｜国际会计准则的困境与财务报表的改进

【摘要】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国际会计准则因具有严重的顺周期效应而备受指责。该准则下的财务报表混合列报会计数据和金融分析数据，导致财务报表的公益作用大为减弱。运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分析说明，公允价值会计和资产减值会计均有弊端。坚持“根据法律事实记账”的原则，采取“历史成本会计＋公允价值披露”的方式，在财务报表中区分法律事实和金融预期，是妥善解决企业财务报表遵循国内法律和兼顾国际趋同这一矛盾的可行之策。

【关键词】国际会计准则；公允价值；虚拟资本；历史成本；法律事实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会计准则成为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的重大热点问题。长期以来，推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西方舆论甚为活跃，一些组织甚至提出了“全球会计准则”（globalaccountingstandard）的口号1。受此影响，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界也曾认为，国际会计准则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2是最先进的会计规则。但2008年以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遭遇国际社会的多方指责，所主张的“公允价值会计”（fairvalueaccounting）和“资产减值会计”（assetimpairmentaccounting），因其助涨助跌的顺周期效应（procyclicality）对本轮金融危机的蔓延推波助澜而广受批评。在此背景下，会计制度改革受到决策层和学界空前的重视。如何改进财务报表体系、完善企业会计规则，遂成为国内外财经界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本文采用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交叉学科研究范式，剖析国际会计准则理论框架和具体规则的设计机理及其缺陷，从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视角，深入分析会计准则受到强烈抨击的根本原因，并进一步提出财务报表体系化的改进方案。

一、国际会计准则的性质

国际会计准则是公共会计师行业为在证券市场上市的公众公司量身定做的信息披露规则。1973年6月29日，英美等国的16个公共会计师行业协会发起成立民间团体“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总部设在伦敦。该机构的使命是，为公共会计师行业敲开全球各大证券交易所的大门，谋取该行业对各大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公众公司之审计权。该机构积极向全球各大证券交易所推荐它制定的“国际会计准则”，但美国证券市场对其持抵制态度，因此，最初20多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直到1995年7月证监会国际组织（IOSCO）同意与其合作，共同制定资本市场信息披露核心准则，国际会计准则才开始对国际证券市场产生广泛影响。2000年5月，证监会国际组织评估通过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全部40项核心准则，向全球各大证券交易所推荐使用。面对这一境况，美国证券市场也逐渐转变了对待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2001年，美国证券行业牵头，依照《特拉华州公司法》成立作为非营利公司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基金会（IASCFoundation）3，控制了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并将名称改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其发布的准则改称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该基金会宣称，它的目标是制定全球会计准则，推动会计规则的国际趋同，为世界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提供高质量、高透明度、可比的信息披露。

国际会计准则并没有原创性的理论指南，它在具体规则和理论框架上一直效仿美国证券市场的公认会计原则（以下简称“公认会计原则”）。公认会计原则泛指美国证监会（SEC）所认可的、适用于跨州发行证券的公众公司的信息披露规则。1938年，美国证监会将公认会计原则制定权转授给了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mericanInstituteofCertifiedPublicAccountants,AICPA）4,后者因而得以独揽规则制定权达35年之久。1973年，公认会计原则的制定权移交给了新组建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inancialAccountingStandardsBoard,FASB），该委员会的出资及管理机构是美国注册会计协会、注册金融分析师协会等六家证券市场从业机构及其拥趸共同设立的财务会计基金会（FinancialAccountingFoundation,FAF）。以上历任机构制定的会计规则，凡未被公告废止者，皆被笼统地称作“公认会计原则”。

就其性质而论，国际会计准则和公认会计原则本身并非会计规则，而是适应资本市场交易的高流动性需要的，缺乏合理依据的金融分析规则。它们在理论框架和具体规则上都存在偏差和弊端，最终体现的是证券行业和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上述执业利益5。以下事实可资佐证。第一，公认会计原则并非美国的联邦会计法规，而是美国证监会推行的公众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其所谓“公认”范围，主要限于美国证监会所监管的一万余家跨州发行证券的公众公司，以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监管的商业银行，除此以外，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企业不受它的约束。因此，公认会计原则不同于我国法律所称的“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6。第二，欧盟理事会、欧洲议会通过的第2002／1606号条例，要求在欧盟境内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自2005年起采用经欧盟委员会审定的国际会计准则，编制“合并财务报表”，而“个别报表”依然按照所在国的国内法规编制。该条例在立法说明中指出，欧盟理事会、欧洲议会之所以谋求欧洲财务报告标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是为了增强欧洲证券交易所的竞争力，它们认为，国际会计准则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用于跨国交易或跨国上市。这清楚地表明，欧盟条例仅仅是在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规则的意义以及合并报表的层面上，方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的，而没有把它当作成员国的会计规则7。第三，欧共体自1968年起曾尝试通过发布公司法指令的方式，谋求统一欧共体成员国的企业会计报表格式，但成效甚微。这是欧盟2002年改为直接在合并报表层面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原因所在。第四，国际会计准则并非国际公约。迄今为止，以国际会计准则作为本国会计法规立法蓝本的情形，在世界各国并不多见。

从本质看，国际会计准则是证券市场从业机构联合设计的，一整套并非遵循法律原则，而是建立在资本市场独特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基础上的证券分析规则，它反映了证券行业试图统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迫切意愿，最终体现的是证券行业的利益8。“在一个利润主要通过金融活动形成的模式下”，对于资本积累拥有战略地位的金融部门，既然已获得了政治和经济权力，“经济政策因而必须反映金融化的规则”9。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权，实际上牢牢掌握在英美会计公司组成的小团体手中，寡头垄断局面持续至今1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甚至在发达国家，工商行业协会几乎从不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准则制定。但大型会计公司与证券行业的结盟，不仅在规模和地域上扩展迅猛，其业务竟超越了会计和审计服务，还将自己重塑成“全能型”的金融专家11。在此影响下，会计规则越来越弹性化：资产减值会计和公允价值会计的运用范围不断扩大，权益法、资本化、套期会计等诸多会计规则，纷纷允许记账主体在缺乏法律事实的情况下记账，甚至出现了按“管理层意图”（managementintention）记账、公允价值选择权（fairvalueoption）等规则。会计规则的弹性化，在事实上瓦解了对资本市场的会计监管，使得资本市场上的集体性欺诈合规化12。这些缺乏逻辑自洽的会计规则，给社会公众了解会计运行机制，以及政府对资本市场金融风险的监管和治理造成了较大障碍。直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国际社会才恍然发现财务会计规则多年变革带来的严重后果。我国财政部原会计司司长、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刘玉廷于2011年撰文指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不同场合、通过不同方式宣传全球已有120多个国家采用了国际会计准则，但实际情况是……很多宣传都与事实不符。众所周知，世界主要经济体，美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等，都尚未采用国际会计准则或与之趋同”。“理事会竭尽全力要求中国全面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其深层次的目的是要使我国屈服于欧美等西方国家主导的规则”13。实际上，国际会计准则仅仅是证券信息披露规则，其终极目标无非是形成证券交易所统一的信息披露规则。全球大型证券交易所之间的客户竞争和合并浪潮，才是国际会计趋同的真实背景14。

二、国际会计准则的混合计量模式

迄今林林总总的会计理论均围绕一个根本问题展开：会计报表究竟应否反映资产与负债的现行价值，以及如何反映现行价值。当前，国际会计准则和公认会计原则给出的方案是混合计量模式（mixed-attributemodel）：货币资金按照历史成本计量；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外币债权债务、以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和生物资产，以及交易性金融负债等报表项目，采用公允价值会计规则；此外的资产大多适用资产减值会计规则。

公认会计原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概念框架提出了“谨慎性”（prudence）或“稳健性”（conservatism）原则，要求企业在会计工作中“加入一定程度的谨慎，以便不虚计资产或收益，也不少计负债或费用”15，对大多数资产只记录其减值而不记录其升值，还要按规定记录预计负债。其实质是以谨慎为名，对历史成本会计信息进行单边调整。早在20世纪中叶，公认会计原则就已经要求对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到20世纪90年代，资产减值的范围扩大到贷款、债券投资（持有至到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大多数资产项目。

与此密切相关的“公允价值会计”，泛指倡导财务报表反映资产和负债当前市场价值的理论主张，它是金融分析理念的产物。其倡导者认为，如果财务报表中的资产和负债按公允价值计量，便可以计算出企业的净公允价值（netfairvalue），从而作为企业价值的估计值。证券行业无疑成了公允价值会计理念的积极倡导者。1990年以来，公允价值会计规则被推广到证券投资、企业合并、金融衍生工具、投资性房地产、生物资产等领域，尚未扩展到所有的资产、负债项目。但美国证券市场上负责制定公认会计原则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透露了推行公允价值会计的“决心”。2006年7月6日，该委员会发布的文件声称：“财务报表的使用者普遍认为，公允价值信息是相关的。从理论上说，公允价值应当应用于所有的资产和负债。”该文件声明，“企业管理层可以获得他们需要的任何数据，因此，通用的对外财务报告就不必再考虑他们的需求了”16。于是，会计准则离会计管理的传统越来越远。“所幸”的是次贷危机爆发，美国国会紧锣密鼓地开展对美国证监会、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调查，以致公允价值会计普适化的计划被暂时搁置。在逻辑上，公允价值会计其实已经包含了资产减值会计。前者之所以没有完全取代后者，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１）两者是沿着不同的逻辑发展出来的；（２）公允价值会计的推行面临较大阻力，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领军人物（如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坚决反对推行公允价值会计。混合模式实际上是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博弈的折中产物。

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类名为储蓄贷款协会（Savings&LoanAssociation,S&L）的商业银行，积极投身于房地产金融和证券化，还大量投资垃圾债券。其结果是横贯整个80年代的储贷危机（savingsandloancrisis），数以千计的银行倒闭或被收购。1991年12月出台的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FDICIA）要求，银行业监管机构采用“与公认会计原则一致的统一的会计原则”，公认会计原则的适用范围由此扩大至银行业监管领域17。这一事件对会计规则具有深远影响，形成了两种立场迥异的政策主张。一方面，美国证监会主席布里登（RichardC.Breeden）指责，历史成本会计不能及时反映证券市价的剧烈下跌，对动态监管造成了妨碍，主张对证券投资采用公允价值会计。另一方面，联邦审计署则指责银行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太少，没有起到预警作用，要求推行更加严格的资产减值会计。这两股势力较量的结果是，1993年5月发布的第114号和第115号会计准则，分别推出了贷款减值会计规则和公允价值会计规则，混合计量模式就此成型。

三、对公允价值会计的理论分析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历史成本会计的缺点受到证券监管机构和部分投资者的诟病，因为历史成本会计未能及时反映金融工具市价的波动，而投资者在预测当下投资的利润率时，需要公允价值信息作为参照。因此，公允价值理念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问题在于采用何种方式（以“公允价值会计”还是以“公允价值披露”）来提供公允价值信息。

公允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资产所能收到或者转移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其含义最初与“市场价值”（marketvalue）相同，后来被逐步扩大。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2006年发布的《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7号：公允价值计量》规定，确定公允价值时，应当遵循三个层级顺序。第一层级采用活跃市场中的同质项目的交易价格（mark-to-market）；第二层级采用市场中类似的可比项目的价格；第三层级使用根据估值模型计算出的理论价格（mark-to-model）18。对于复杂的金融工具（如结构化衍生工具），通常买方并不知道金融工具究竟价值几何，只好求助于卖方给出的估计值。这意味着，买方是按照卖方根据金融估值模型计算的理论价格来记账的。于是，这套规则既为投资银行推广金融产品提供了便利，又为机构投资者修饰财务状况提供了借口。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于2011年5月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3号：公允价值计量》（IFRS13：FairValueMeasurement）与之相同。

1987—1997年连续10年担任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主席的贝瑞斯福德（D．R．Beresford），卸任后对公允价值会计进行了系统性的反思，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在很多情况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公允价值的确定都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第二，如此得出的会计数据，对财务报表的使用者而言不会有什么好处。第三，如此得出的会计数字是企业经理人难以理解的，导致他们更加不信任会计数字。他本人反对公允价值会计，但受投票制度的限制，在任期内未能阻挡公允价值会计的推广进程19。2008年12月，美国证监会在研究报告《市值会计研究》中也承认，公允价值会计仍存有较大争议20。实际上，历史早已证明，公允价值会计具有严重的误导性。在1938年以前，美国的银行业监管规则曾经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bankingorganizations）采用公允价值会计，对其证券投资组合进行会计处理21。1938年，美国财政部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指示，召集各大银行业监管机构的代表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重新审议包括公允价值会计规则在内的既有监管政策。结果，美国财政部和各大银行业监管机构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指示，废止了公允价值会计，以鼓励银行专注于履行信用中介职能，这是使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的重要政策转折点之一22。美国主流会计理论有意无意地屏蔽了这段重要的历史事实。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推行的公允价值会计规则，也曾“在实际执行中产生较大问题”，正如时任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中国政府代表冯淑萍指出的，“在某些领域，由于缺乏活跃的市场，公允价值往往难以获得，从而也给滥用公允价值留下空子。为此，需要对相关制度或准则规定进行修改”23。

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的理论学说，为我们分析公允价值概念的实质提供了很好的指导。马克思指出，股票、债券等在二级市场买卖的证券“是幻想的虚拟的资本”24。以股票为例，股票“如果没有欺诈，它们就是对一个股份公司拥有的实际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和索取每年由此生出的剩余价值的凭证”25。这种证书在无数交易人之间的反复买卖，与它们所代表的那个已经投入实体经济的现实资本运动无关。“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尽管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26。因此，所谓的股票公允价值变动，也并不代表企业现实价值的变动。马克思指出，与实体经济中价值运动的规律不同，“这种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27，仅仅取决于资本货币市场由供求状况决定的流动性，表现为利率的波动。因此，“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要求权，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要求权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28。“它们的市场价值，在现实资本的价值不发生变化（即使它的价值已增殖）时，会和它们的名义价值具有不同的决定方法”。“这种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它的价值始终只是资本化的收益，也就是一个幻想的资本按现有利息率计算可得的收益”29。未来收入的资本化，历来是决定有价证券买卖价格即所谓公允价值的基本方法，即基于马克思所说的“一个幻想的资本按现有利息率计算可得的收益”。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2000年推出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７号：在会计计量中采用现金流量信息和折现值》，为马克思130多年前的深刻论述提供了鲜活的证据。该文件主张采用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presentvalue），估计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从此，根据数学公式计算估计值记账，成为会计制度体系的又一重大“创新”。这一动向再次提醒人们，公允价值会计主要是为投机活动服务的，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本质上是虚拟资本的理论（估计）价格。可见，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有价证券所积累的大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的这种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的资本价值的积累”30。“这种索取权或权利证书本身的积累，既不同于它由以产生的现实积累，也不同于以贷放的货币为中介而实现的未来积累（新的生产过程）”31。这样一来，公允价值会计所反映的价值活动“和资本的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32。因此，在证券出售之前，把公允价值波动计入利润表的做法具有潜在的严重误导性。

四、对资产减值会计的理论分析

谨慎性原则无论从理论基础还是从实践效果来看，都是一个失当的会计原则。在理论上，谨慎性原则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所规定的真实反映、中立性、可比性等诸原则存在明显的矛盾，导致会计理论难以自洽。20世纪90年代初，围绕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应否删除草案中的“合法性”原则、增加“谨慎性”原则这一问题，著名会计学家杨纪琬先生指出，“我过去有个基本意见，不能把‘谨慎性’作为一条普遍适用的原则……这个意见现在基本不变。有人建议加进成本与市价孰低法，我认为要慎重”33。但其质疑之声，未能阻挡谨慎性原则浸入会计法规的进程。

资产减值会计规则常常被企业管理层用作操纵会计数据的工具。一方面，当减记资产时，不要求具备法律证据，只要求具备确凿证据（对于存货）、客观证据（对于持有至到期投资或贷款及应收款项）或减值迹象（对于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因此，企业管理层拥有较大的自由度。另一方面，国际会计准则允许企业转回某些已经确认的资产减值准备（如存货跌价准备、坏账准备等）。这意味着，企业管理层在缺乏法律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在账上做大资产、做大利润，反之亦然。

美国公共会计师行业和证券监管机构的一些代表人物，曾坚决反对谨慎性原则。曾于1914—1916年担任美国会计师协会会长的小波特·乔普林（J．PorterJoplin）指出，鉴于谨慎性原则给企业管理层提供了操纵财务数据的借口，可能会误导报表使用者，因此，会计师们必须坚持“既不高估资产、也不低估资产”的原则，资产的价值波动必须以附加信息的形式予以补充披露，而不应当进入会计程序进行处理34。1930年9月，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行政助理霍克西（J．M．B．Hoxsey）在美国会计师协会年会上宣读题为《服务于投资者的会计》的长文。他指出：“在我看来，企业账目是否应当采取谨慎性的态度，那根本就不是公共会计师应该操心的事。会计师的本业很简单，那就是准确地向普罗大众传递真实的画面。……投资者有权利知道关于企业财务情况的‘事实’。会计师凭什么人为地‘做小’资产和利润数字呢？35”1998年9月，美国证监会主席亚瑟·莱维特（ArthurLevitt）发表题为“数字游戏”（The“NumbersGame”）的著名演讲，猛烈抨击利用秘密准备等漏洞进行利润平滑的操作手法36，美国证监会随后对滥用贷款减值准备的现象进行集中整治，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在美国次贷危机期间，贷款减值准备的计算规则再次成为千夫所指，至今仍是国际难题。

1980年5月，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的第2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指出，谨慎性原则存在导致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难以自洽的问题。“谨慎性原则导致财务报告出现偏差，它与其他信息质量特征（如真实性、中立性、可比性及一致性等）是冲突的”；“任何企图低估业绩的做法都有损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完整性，从长远来看都是行不通的。……本公告认为，如果把事实告诉报表读者，让他们根据事实形成自己的观点，则财务报表的可靠性必然会大大增强。这应当是会计发展的方向”37。但是，该公告的正确立场长期没有得到贯彻。直到2010年9月，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终于把“谨慎性”或“稳健性”原则，剔除出其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合作完成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38，这才解决了该原则所导致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难以自洽的问题。

实际上，资产减值会计的支持者多是从资产清算的角度来使用会计报表的。例如，银行业监管机构（以美联储、巴塞尔委员会为代表）基于审慎监管理念，大力倡导计算贷款损失准备等各种“拨备”；德国商法出于保护商业银行等债权人的目的，也格外强调谨慎性。此外，在美国证券市场上存在着上市公司为规避侵权诉讼，尽量少报资产和利润数字的情况，以及证券监管机构为了对付政治压力和舆论压力，刻意要求上市公司会计数据满足稳健性要求等情形。但上述谨慎性原则的应用情形，背离了会计的“真实反映”职能，因此，并不具有借鉴意义。资产减值会计规则为合规造假提供了便利，其结果正如莱维特演讲所言，会计规则包含太多的“会计把戏”（accountinghocus-pocus），太多的公司经理、审计师和金融分析师成为一场场点头示意和挤眉弄眼游戏的参与者。证券监管乃至整个经济监管体系正是被这样的弹性化规则所瓦解。缺乏理论依据的资产减值会计规则之所以能够长期盛行，其根本原因恰恰是它迎合了实体经济金融化和金融的虚拟资本化之需要。谨慎性原则以及资产减值会计兴衰的尴尬困境，反映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实体经济与不为其服务的金融资本虚拟化之间日益加深的尖锐矛盾。马克思指出：“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Ｇ…Ｇ'，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39〕”货币资本自我增殖的这一公式，在生息资本上取得了最表面、最具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资产减值会计的沿革始终不知觉地挣扎在生息资本拜物教意识的陷阱中。

五、证券化会计规则的出台与国际会计准则的顺周期效应

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储贷危机和21世纪初的次贷危机在很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两次金融危机都起源于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和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资本化；两者都以资产证券化为主线；会计在两次危机中都成为千夫所指。两者的一个显著区别是，由于公允价值会计狂飙突进，会计规则在90年代中期发展到混合计量模式，因此，会计规则的顺周期效应在次贷危机期间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储贷危机期间所未曾见到的。

在20世纪美元与黄金脱钩的70年代，美国制造业的主导地位逐渐衰落，平均利润率远不如二战后的黄金时代。金融部门日益通过虚拟资本运动谋取利润，证券化业务成为金融资本的新宠，最终直接酿成储贷危机和次贷危机的爆发。1970年，美国政府机构吉利美为第一只抵押贷款过手证券（mortgagepass-throughsecurities）提供担保，证券化业务拉开大幕。中小银行向资信等级较低的居民发放次级住房抵押贷款之后，将该资产打包出售给投资银行获得现款。投资银行以这些抵押贷款为基础，设计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出售给公司及公众，即资产证券化。20世纪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制度资本积累的新模式，为金融化扫清政府管制障碍。自“罗斯福新政”以来主导美国经济的凯恩斯主义被抛弃，放松金融监管的法律和政策陆续出台。1983年，房利美以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为基础进行“再证券化”，对MBS进行升级改造，发行第一只抵押担保债券（CMO）。如此反复，以市场上既存的证券为基础设计新的证券，导致资本市场上的证券品种急剧增长。1985年起，在宽松的监管政策背景下，金融机构积极针对抵押贷款以外的资产进行证券化，发行资产支持证券（ABS），银行的各类资产业务均可用于证券化。ＡＢＳ的升级品种债务抵押债券（CDO）也随之出现。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税收改革法》，对满足该法规定的“不动产抵押贷款投资渠道”（REMIC）的CMO发起人给予免税待遇，进一步扶持了抵押贷款的证券化。

大型会计公司作为各大投资银行的顾问，积极参与证券化（结构化金融）业务。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更是于1983年发布第77号财务会计准则，允许商业银行将证券化的贷款以及相关债务移出资产负债表。这种存在明显缺陷的会计规则，允许商业银行通过出售贷款而记录利润，为它们通过表外业务规避金融监管提供了便利。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由传统的“发放贷款并长期持有”转变为“发放贷款并转让出去”，这是金融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最大的转变40。失当的会计规则由此造就的影子银行系统，至今仍是金融监管的棘手难题。商业银行积极发放掠夺性贷款，放贷标准一再降低，信贷扩张反过来助长房价的急速上升。比会计规则的质量下降更糟糕的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经济政策非但没有纠正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失当变革（商业银行在证券化过程中其实是在做投资银行业务，而不是在履行信用中介职能），反而进一步放松管制，甚至取消了限制混业经营的法律。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处于低利率、加杠杆的资本生态环境，房地产价格屡创新高，商业银行（法律已经允许组建全能型商业银行）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再度兴起。这时的证券市场已经充斥着基于CDO的CDO2、CDO3等衍生品。交易者无法判断众多证券的风险程度，于是金融产品的“金融保险”信用违约互换（CDS）出笼，将次贷规模推向新高，直至爆发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大量研究表明，国际会计准则分别具有在牛市行情下助长虚假繁荣，以及熊市行情下导致过度悲观的顺周期效应（或称“亲周期效应”）41。（１）在牛市行情下，公允价值会计具有助涨效应。根据公允价值会计规则，交易性金融资产升值时，要增记资产和利润，所增记的数字均缺乏法律事实。在金融机构普遍交叉投资的情况下，它们的财务报表会制造出远远超出市场波动幅度的业绩“增长”，对牛市行情尽其推波助澜作用。财务报表“表上业绩”的向好，带来了更高的信用评级。如此反复，估值模型、公允价值会计与信用评级，遂成为制造非理性繁荣的利器。（２）在熊市行情下，公允价值会计和资产减值会计均具有助跌效应。自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随着美联储屡屡提高联邦基准利率，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住房抵押贷款的违约率逐步攀升，以之为基础的各种证券的市价也急剧下跌。受冲击的首先是提供次贷的银行，大批银行申请破产保护。其次是购买股权级抵押担保债券的对冲基金等机构，其信用等级降低，市场价值大幅缩水。对冲基金面临交易对手要求增加保证金、提前还贷或提前赎回的压力，只好通过出售优质资产来补充流动资金。这进一步加重了市场的下行趋势，导致恶性循环，很多对冲基金或破产解散或停止赎回或严重亏损。最后，次贷危机逐渐蔓延到优质贷款甚至整个资本市场。全球货币市场的流动性过剩，最终转变为信贷紧缩。会计规则对市场行情的加速下跌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主要是由公允价值会计和资产减值会计这两套失当的会计规则共同完成的。对于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那些债券，当债券市价下跌时，公允价值会计要求减记资产和利润。对于贷款和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债券，当有可观测的证据（即“客观证据”）表明这些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资产减值会计规则要求企业确认资产减值损失，也会减记资产和利润。无论如何，银行的财务报表上均会呈现资产负债率上升、资本充足率下降等问题，其信用评级应声下降，这就进一步加重了市场的下行趋势。顺周期效应的要害在于，在牛市行情下，以公允价值计算的资产被反复抵押，作为贷款的担保（即杠杆化）42，凭空扩大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创造能力，引发系统性的连锁反应；在熊市行情下，公允价值会计和资产减值会计又会导致流动性紧缩和恐慌的传染。

会计变革引致顺周期效应问题长期不被西方主流经济学重视，是因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为，经济周期已经被“大平稳”“新经济”等“烫平”43。其实在马克思看来，货币金融危机与实体经济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尽管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但二者往往相辅相成、密切联系。自推行国际会计准则改革以来，患有“快赚大钱”狂想症的虚拟资本如鱼得水，频发的货币金融危机往往成为触发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导火线，不从事生产过程这种“倒霉事”，肆无忌惮的资本虚拟化不料却迎来了至今复苏艰难的经济大衰退和系统性金融风险。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金德尔伯格和阿利伯的重要结论不断被验证：“投机狂热和恐慌是由信贷供给的顺周期变化导致的。经济境况较好时，信贷供给快速增加；经济境况困难时，信贷供给显著减少。44”

六、基于会计原理的抉择

国际会计准则的混合计量模式，导致大量的会计处理缺乏法律证据而依赖于金融预期，使得财务报表中真实数据与预期数据混杂，从而大大损害了财务报表的有用性。鉴于历史成本信息和公允价值信息分别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导向，因此，如何在妥善处理两者关系的基础上改进财务报表体系，是改进国际会计准则的核心问题。以下我们从分析财务报表的作用入手，探讨其改进措施。企业为什么需要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究竟应当考虑哪些利害关系人的信息诉求？这是改进财务报表应当考虑的基本问题。

财务报表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能够全面系统连续地反映国民经济活动的统计信息，这是它的根本任务和首要社会职责。从“社会公益”的角度来看，法律规定了企业会计的义务。企业经营管理和国民经济管理要求企业提供可靠的、具有法律证据的数据，这些正当要求在公司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企业所得税法等法律中有明确的体现，成为“历史成本会计”（HistoricalCostAccounting，HCA）的渊源。财务报表是企业依法纳税、依法分配的基础资料，战略投资者和企业管理层需要使用财务报表，评估企业管理质量。财务报表对于财税法规的顺利实施是必不可少的，它还是统计信息的重要数据来源，对宏观经济调控具有很大助益45。传统上人们所理解的会计便是历史成本会计。历史成本会计主张，应当根据商品经济活动实际交易代价即历史成本进行会计处理，可靠地记录收入、费用并采用配比原则（thematchingprinciple）计算企业利润，从而确保会计信息能够反映企业的财产权利、债务以及管理层的经营能力或受托责任（accountability）。在历史成本会计下，会计报表不反映资产市价的涨跌，会计的重点是记录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财产权利的变动情况。财产权利的记录必须具备法律证据。利润额必须是确定的、可复核的真实财产权利的增加额，不应包含金融预期成分。

从“行业利益”的角度来看，某些行业确实存在对公允价值和资产减值相关信息的需求。一方面，证券监管机构、证券分析师希望财务报表能够客观地反映市场价格的变化，从而帮助证券投资者评估证券价值，帮助证券监管机构实施动态监管。另一方面，银行业监管机构出于审慎监管的考虑，倾向于提倡计提拨备。显然，着眼于行业利益的信息需求，基于估值和监管的目的，其所强调的是客观证据，而不必是法律证据，这是当今“公允价值会计”与“资产减值会计”理念诉求合理性的渊源。

比较这两类会计规则，首先应当充分肯定历史成本会计的科学性和正当性。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由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构成的实体经济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会计这项管理活动，其工作对象的本质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物质资料的生产经营活动为内容的实体经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深刻地论述了会计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职能：“资本作为它的循环中的统一体，作为处在过程中的价值，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流通领域的两个阶段，首先只是以计算货币的形态，观念地存在于商品生产者或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头脑中。这种运动是由包含商品的定价或计价（估价）在内的簿记来确定和监督的。这样，生产的运动，特别是价值增殖的运动……获得了反映在观念中的象征形象”。“单个商品生产者仅仅用头脑记账……或者仅仅在他的生产时间之外附带地把收支、支付日等等记载下来”，但是，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会计这种职能便“不再是生产职能的附带部分，而从生产职能中分离出来，独立化为特殊的、专门委托的当事人的职能”。生产“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监督和观念上的总括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46”我国学者经过深入探讨，把马克思上述会计职能的重要阐述概括为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两个基本职能，提出了“会计管理”的概念。我国1985年制定的《会计法》就是以“会计管理”为立法理念的。企业会计是面向实体经济的发展，以加强有效管理为核心，以依法记账、依法纳税、依法分配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活动，其使命是为企业经营管理和国民经济管理提供具有法律证明力的财产权利、债务和业绩等信息47。为确保会计信息的公益性和公信力，会计工作必须根据法律事实记账，原始凭证应当是对法律事实的如实记载48。

我国《会计法》第九条规定：“各单位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任何单位不得以虚假的经济业务事项或者资料进行会计核算。49”这是会计基本原理“记账行为必须具有原始凭证支持”的集中体现，是保证会计报表公益性和公信力的底线50。从会计学科建设的层面来看，会计工作的内容是对企业的财产权利和义务进行分类统计，会计流程本身是一个信息集成的过程51。对历史成本信息进行分类统计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提高管理效率。历史成本会计作为当事人之间确已发生的交易活动的真实记录，它能够保证会计信息的公益性、公信力和可复核性。正如马克思所言，“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是可以“表现在法律形式上”的52。依靠历史成本会计，企业得以有效地管理资产和负债，提供可靠的、能够用于评价（而不是预测）企业业绩的财务数据。历史成本会计下的财务报表能够被法律认可：会计报表中的“利润总额”能够方便地用于确定企业所得税法所称的“应纳税所得额”53；会计报表中的“净利润”能够方便地用于计算公司法所称的“税后利润”。历史成本会计可以为统计服务，使统计数据更加正确可靠，更加具有解释现实和指导现实的能力。总之，历史成本会计信息，既是企业经营管理和国民经济管理的现实需要，也是企业所得税法、公司法、统计法等法律的实施基础。当然，对于关心企业清算价值的某些债权人和短期投资者而言，历史成本会计显得与他们的决策不甚“相关”。但这种局限性正是会计专业传统特征的体现。

作为对比，公允价值会计、资产减值会计与我国《会计法》第九条是相悖的。公允价值会计实际上是在要求企业按照别人的交易价格记自己未参与交易的账，或是按照估值模型记账。类似地，虽然资产减值会计规则的出台目的，可能不是为了造假，但它毕竟为企业管理层随心所欲地计算净利润打开了方便之门。财经媒体上持续热议的“大洗澡”（bigbath）、“甜饼罐”（cookiejar）等术语，便是对资产减值会计的现实注解。问题的症结在于，不是可否提供公允价值或资产减值的相关信息，而是以何种方式提供这些信息。

要充分注意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与公允价值的区分。独立经营的企业对其再生产过程中保值增值活动的盈亏负全责，这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基础。商品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它在一定长的时间内体现为商品价格上下波动的中轴线，而不能由某个时点的价格来计量，否则就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经济活动的效益。社会必要劳动在价值形式上的实现，以企业之间的充分竞争为前提。成本高的企业为了减少亏损，就必须降低成本，使其高的个别价值向社会价值（市场价值）靠拢，成本低的企业在获得超额利润的同时，还不断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导致其低的个别价值成为社会价值（市场价值）。这是一个以价格跨时段的波动为信号，不断反馈至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及财务的改善，再影响价格波动的复杂过程。社会必要劳动是一个历史范畴，每次重要的科学技术革命都会改变社会必要劳动形成的历史环境，造成原有的仍在使用的生产资料的精神损耗或贬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新的社会必要劳动标准形成之前，使用当时惯用的甚至在当时仍属先进的生产资料，该企业的经营状况就已经不好。只有历史成本会计才能如实地反映当时的盈利状况。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经济效益集中表现为利润的大小（利润率），其实质是劳动时间的节约，包括死劳动（生产资料）和活劳动的节约，但以扭曲的价值形式（利润）予以呈现。劳动的节约必须体现在整个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集中表现在经营管理中。相比之下，也唯有以历史成本会计为基础的财务计量，才能较接近地反映整个过程经济效益的变化状况。上述实体经济长期运行的习惯、规则，合理并正当地为税法所承认和规范，也是该法律正当性的来源。因此，会计信息应当着眼于揭示价值的保值增值活动的真实信息，而不应当锚定公允价值这个虚幻的东西，或被其严重干扰。

本文提出“历史成本会计＋公允价值披露”的改进财务报表总体思路。本建议方案的核心是，坚持“根据法律事实记账”的原则，以“公允价值披露”取代国际会计准则所推崇的“公允价值会计”，兼顾公益性与私利性的信息诉求。公允价值、资产减值等信息完全可以在历史成本会计报表之外另行列报，而没有必要修改报表中的历史成本会计数据。“公允价值披露”既不会干扰企业的会计管理，也不会影响国民经济统计、资本充足率监管等指标体系，还可以兼容社会各界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诉求。在立法实践中，立法机关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计披露规则，引导社会各界基于法律事实评价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与“公允价值会计”的严重误导性形成鲜明对照。“公允价值”本身并不属于会计学的范畴。公允价值信息表达的只是金融预期而不是法律事实，它只适合用于信息披露而不应进入会计处理程序。上述改进思路不是一个全新的、颠覆性的思路。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证监会委员海利（RobertE.Healy）就有类似的提议。1937年12月27日，海利应美国会计学会之邀，发表题为“关于会计的下一步”的演讲，猛烈抨击公众公司操纵业绩的一些做法，如利用合并报表编报规则的漏洞操纵财务指标、记录资产升值等。他指出，“会计的目的是记录事实，而不是预测什么东西的价值。企业财产的价值可能会时多时少，但它的成本通常却是不变的。在我看来，会计就是对企业财务事务的历史记录”。他还特别指出，现值（presentvalue）不适合用于资产负债表中的估值，否则其结果必然是混乱和欺诈54。1996年，美国会计学会在一改其坚守历史成本会计立场的同时，所发布的《基本会计理论公告》也有类似的建议55。21世纪以来，我国亦有学者依此思路提出过类似的改进建议56。但这些建议主要注意到公允价值会计的误导性，而未注意到资产减值会计的失当性，从而未能彻底揭示财务报表缺乏公信力的根本原因。

七、改进财务报表体系：基于本土原创理论的改进方案

基于“历史成本会计＋公允价值披露”的总体思路，我们设计了新的资产负债表（见表1）和利润表（见表2）。关于资产负债表的改进，我们建议在会计报表中平行列示法律事实（历史成本信息）与金融预期（公允价值信息），而不是混合列报这两类信息。首先，我们把资产负债表区分为“实线表”和“虚线表”。实线表是传统意义上的会计报表，它能够满足公益性的信息需求，其中所列示的数据是基于历史成本会计的会计程序生成的“会计数据”，具有法律证明力。虚线表属于金融分析表，所列示数据是市值或估值及其偏差等金融分析数据。本财务报表实际上是会计报表与金融分析表的合称。鉴于金融分析数据缺乏法律事实支持，为避免报表读者受到误导，有必要在报表下面给出特别提示：“虚线阴影区域所列数据仅供参考，无法律证据支持”。然后，我们把金融性股权投资与实体资产区分开来，在报表下部单独列示金融性股权投资并以阴影标示。主要改进及理由分述如下。

表1资产负债表

（虚线阴影区域为金融分析数据和高风险项目）

注：虚线阴影区域所列数字为金融分析数据，市值或估值信息仅供参考，无法律证据支持。

１．实线表实行纯粹的历史成本会计。日常会计管理严格遵循“根据法律事实记账”的原则，着力加强有效管理并依法纳税、依法分配。具体而言：（1）取消公允价值会计规则；（2）取消资产减值会计规则，包括存货跌价准备、坏账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等；（3）取消外币折算规则57；（4）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一律采用成本法58。实线表“账载金额”栏中的数字一律按照基于历史成本会计的账面价值（carryingamount，又作“账载金额”）填列，不再包含证券分析导向的公允价值信息或资产减值信息。

２．采用“公允价值披露”的形式来披露市值（或估值）59及其相对变动的趋势信息。公允价值理念的合理之处在于，它有助于提示人们（主要是金融监管机构和证券投资者）关注资产市价的波动趋势，关注潜在的风险。但是，这类信息仅仅具有提示风险的作用，不可夸大其积极意义，我们建议在虚线表中予以单独列示。这样还可以对市值信息进行加总，得到资产市值总计、负债市值总计，两者相减便可得到净市值60。之所以建议单列市值（或估值）与账载金额的相对变动百分比，是因为百分比数字比长串的金额数字易于阅读，有助于报表读者判断经济环境对企业的影响。这些数字不具有法律证明力，一律在虚线表中列示。市值或估值信息并非会计程序的产物，只需在资产负债表日直接根据最新市值或估计值填写即可，甚至可以考虑委托资产评估师、注册会计师代为操作。非公众公司甚至可以不列报市值（或估值）信息，因为市值（或估值）信息的使用者主要是证券投资者。

３．新的资产负债表区分实体经济活动和金融投资活动，单独列示金融性股权投资。我们的改进建议还体现为对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隔离处理，以及对利润表功能的提升。本建议把投资活动区分为债权性投资和股权性投资。债权性投资又可进一步按期限区分为短期的和长期的，按投资对象可分为债券投资、贷款、应收款项；股权性投资再划分为实体性股权投资和金融性股权投资。除购买境外债券的情形外，债权性投资的风险相对较小。而股权投资的风险程度，取决于该项投资与实体经济的关联程度。如果是与企业战略相一致的实体经济投资（可定义为，旨在通过联合被投资方共同生产商品、提供劳务，获取相应回报的股权投资），其风险相对较小；若是金融性的投资，则风险较大，存在“血本无归”的可能性。我们因而建议，在资产负债表左侧实线表的最下方，单独列示金融性股权投资，并以阴影标示，以期提示读者给予特别关注。除金融性股权投资以外的资产总计，称为“实体资产总计”。这样，就在资产负债表的左侧严格区分了实体经济和金融投资，有助于读者判断企业管理层的价值导向和发展潜力。在资产负债表右侧，需要把未分配利润区分为“可分配利润”和“投资风险准备”两部分。投资风险准备的列报金额与金融性股权投资相同。

注：虚线阴影区域所列数字仅供参考，无法律证据支持。

关于利润表的改进，纳税申报、利润分配、业绩评价等都要围绕利润表开展工作，为了确保本表的功能受到足够的重视，本建议也把利润表区分为实线表和虚线表。主要改进及理由分述如下。

１．实线表是会计报表，所列示数据为历史成本会计程序生成的“会计数据”，具有法律证明力。实线表中的税前利润数字基本上等同于企业所得税法承认的应纳税所得额，这就为企业依法纳税提供了基础和便利61。实线表中的所得税项目，是企业实际缴纳的所得税。净利润数据，基本上等同于可供分配的、公司法所称的“税后利润”。

２．利润表隔离全部的金融预期因素。金融预期信息全部在虚线表中集中列报，并以阴影标示，以避免预期利润与实际利润混合所列报的数据误导读者。在虚线表中列报预期收益、预期损失后，可根据预期净损益的预期所得税影响，计算预期所得税费用，然后就可以计算综合收益62。

八、完善财务报表体系的可行性

财务报表体系能否保持科学性和稳定性，除了看它是否满足企业经营管理和国民经济管理的需要，还要看它是否受会计管理工作者的欢迎，能否调动供给面和需求面的积极性。

从供给面来看，负责编制财务报表的会计师和负责审计财务报表的审计师，都会受益于实行“隔离设计”的财务报表。本方案使企业会计人员的日常会计处理得以极大简化。（1）会计处理程序中全面地贯彻了历史成本会计，不再需要进行资产减值会计处理和公允价值会计处理。市值或估值信息只需在资产负债表日按评估情况记录即可。（2）纳税申报时，历史成本会计获得税务机关认可的把握很大，这就节约了以往繁重的纳税调整工作量。（3）会计处理不再需要计算递延所得税费用，可省去大量无谓劳动。（4）利润表实线表所列示的税后利润数据为公司法所承认，解决了如何确定可分配利润的难题。另外，由于财务报表实线表中的数据都具有法律证据支持，列报市值或估值信息时也履行了风险提示义务，会计人员的法律风险因此得到较好的控制。对于审计人员来说，审计复核程序被大大简化，其法律风险也大幅降低。总之，会计师和审计师能够很快适应这种财务报表体系，无需专门培训。从成本和效益的角度来看，由于会计、审计的工作量都大幅减少，因此，即使存在额外发生的中介费用，预计也不会超过现有水平。

从需求面来看，这种财务报表可以让利害关系人各取所需，并且能够帮助他们免受企业管理层恶意造假的误导。由于基于法律证据的历史成本数据和基于金融预期的公允价值数据被分别列示，就很难再以“管理层意图”要求会计人员进行缺乏法律证据的会计处理。这样就大幅度减少了信息供求双方关于会计处理规则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财务报表的有用性会因此而增强。具体而言，统计数据直接以实线表中的数据为准，可以减少金融分析数据对统计数据真实性的冲击，有助于统计机关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更加可靠的国民经济统计信息；税务机关可以大体参照实线表中的利润数据征收所得税，有助于降低征税成本，增进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监管机构可以有选择地使用财务报表数据，实施资本充足率监管、偿付能力监管和风险监管；商业银行等债权人可以同时使用历史成本信息和公允价值信息，加强信用风险管理；证券投资者可以通过对比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信息，校正投资预期，法律事实与金融预期的隔离处理还可以帮助他们免受管理层恶意造假的误导。总之，改进后的财务报表有望在不给供给方和需求方增加难度的前提下，提高财务报表的有用性。

我们在大型企业和大型证券公司进行了专业实验。结果表明，会计信息的提供方和需求方均支持上述改进建议，上述改进建议能够更好地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信息诉求。在当前国际趋同路径已经取得借鉴成效的基础上，本文所建议的会计制度改革策略，正是为了进一步把会计改革推向深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我国可以在区分法律事实与金融预期的基础上，平衡公益与私利之得失，重新设计以加强有效管理、执行上位法为核心的财务报表体系和会计制度，更好地发挥会计在维护市场法制和市场经济秩序中的作用。这对于我国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促进“脱实向虚”的信贷资金归位，更多投向实体经济，防范经济下行压力中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提高依法治国理政的能力，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经作者授权转发，原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基金项目及说明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02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3AFX01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13YJC790223）、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研究品牌计划”（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16XNI006）的研究成果，感谢财政部“会计名家培养工程”“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学术类）培养项目”的支持。财政部会计司应唯巡视员在中国会计学会七届二次理事会上点评本文初稿并提供宝贵意见，匿名审稿人、冯淑萍女士、周守华先生、陈毓圭先生、肖泽忠先生、张玺才先生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议，在此深表谢忱。戴德明为本文通讯作者。

作者单位

周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北京100872；

戴德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北京100872；

刘俊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

叶建明，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厦门361005。

来源：周华 , 戴德明 等 财会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