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杂谈系列

中国人杂谈系列（1）

中国人是“恨官、怕官”而又“想当官”

汪华斌

中国人自古以来，基本上都是“恨官、怕官和想当官”；因为只有当官才会有“颜如玉”，也只有当官才能有“黄金屋”。由于中国古代和平时期当官的入门，文是科举考试；武是状元比武，所以才造就了中国人几千年习文学武之风不减。此外，因为中国古代的血统论的缘故；所以当官后是能够世袭几代人，结果那些没有当官遗传的人；只有千方百计挤进了官场才算对后代有了交代；在世人都知当官好的社会观念中，实际起作用的还是当官才有“功名利禄”的价值观与人生观。

第一个打破当官概念的是共产党，毛泽东提出了“当官是为人民服务”；刘少奇说‘当国家主席与当掏粪工人是一样的’。在这样的氛围下，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当官仿佛又回到了尧舜时期。随着改革的进行，当官的必须要向等级待遇靠拢；因为经济学家们提出了“没有差别的社会是不正常的社会”，于是扩大差别成了官与民之间的第一次革命；由于巨大的利益差别，人们对‘当官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印象模糊了；再加上当官的巨大无制约的权力，结果又引发了现在的人对‘官’是又恨又怕；而且还总在梦想自己能成为‘官’。

我们在博客上见到不少中小企业主抱怨说：自己经营企业就像是“三陪小姐”揽生意；明明对有些官员极度厌恶，却不得不笑脸相迎；再看我们社会那些社会下层的个体户或贫困户们，更是对官员们诚惶诚恐；生怕自己那里不小心而得罪了官员。就连我们那些对下作威作福的官员，他们对上也是一副虔诚的样子；也怕那里会造成上司的不高兴。中国人出现全民对官的畏首畏尾，从而出现“恨官、怕官、想当官”的中国特色。

我们也经常见到一些个体户，当官员来吃喝玩乐时殷勤有加；可当官员一走就开始骂人，有时还是十分仇视状。更有一些受了官员迫害的人却十分希望自己的家人或子女，有朝一日也能跻身于官场。我当初在国有企业时曾带过一个农村出来的研究生，当时当我的面时骂这个是贪官；说那个是腐败分子。可正是他却千方百计地与这些被他骂的人拉上关系，正是这种两面做法；使他成功了。因为当我往上推荐他时，那些平时是我的对立面（也就是被他骂的腐败分子）的那些人竟然也大力支持推荐他；结果上级领导说这样的人才难得，最后竟然如同坐飞机式地得到了快速提升。提拔后的他，你再也找不到他了；因为他除了给你指示外，剩下的时间全部在他的上级那里了；正是这种全民心态一步一步把我国的“官本位”引到了今天的顶峰地步。

首先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社会也是法制社会，然而实际起作用的还是“官”的讲话；而有些讲话却使法律公正的缺失。再如我们的福利待遇本是一个公开的标准，但还是官说了算；扩展到老百姓的命运也是官说了算，你说老百姓能不怕官吗；最后官员自己的命运依然还是比他（她）大的官说了算，结果官同样也怕官。对于一个公平的社会而言，公平的游戏规是上下有同等的制约权；但我们只有上对下的制约权，你能说这样的社会官能没有吸引力吗；这就是我们社会官与老百姓矛盾愈来愈激烈的根源。

平心而论，我们现在的各项规章制度还是比较合理的；但被我们的社会观念改变成了执行凭领导的意志。看现实：职位申请，“官”说了才有用；项目审批，“官”签字才有效；收入分配，领导说了才算；福利待遇，还由领导来定；如此等等，有哪里能体现老百姓制约“官”；全部是“官”制约老百姓。因为所有的“刚性程序（制度）”，全部被“柔性（官的个人意志）执行”了。为了不被“柔性执行掉所有的利益”，人们不得不劳神费力耗财去打通关节（行贿官员）；结果是官员与行贿者共同从中得到了好处。

虽然我们是‘权力属于人民’的国家，然而我们却是公权私化与角色错位最普遍的社会。“说你行也行，说你不行也行。”一些权力机构的“官”视自己手中的“权力”为私权，审批事项通过不通过不是“因为你符合了条件”；而是“因为我认为你符合了条件”。与此相应的是，我们的所有官员都知道视自己为“官”了；当官就是与利益挂钩，这是我们引进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本质；结果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务员接受纳税人的监督，而我们的公务员依然只对自己的领导负责；自然连资本主义国家公务员的精神也匮乏了。

权力深陷利益格局，自然无权的人对权力者是又恨又怕。近年来，我国权力与财富的结盟正在不断显山露水；随着这些深层次问题的积淀，我们社会的反感也在积聚。虽然准确地说，老百姓“恨官、怕官、想当官”的现象并不都是合情合理的；其中有很多也是以偏概全，但当官的与老百姓的差距在无限扩大；现在连一般普通的老百姓都知道了，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恨官、怕官、想当官”，这是大家的共同追求。

中国人杂谈系列（2）

“权力等于能力”是中国人的人才评价依据

汪华斌

中国的人才标准是什么，估计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你说是学历吗，可我们见到北大的研究生也只能卖猪肉；在我们不少企业，正式学历的人下岗了；留下的却是没有学历的人。再看我们不少单位，有很多没有学历的人竟然成了高级人才而被组织部门打报告申请推迟退休；而我们社会上同专业有学历的人却找不到工作，这都不像是重视学历的社会呀。你说是重视实际能力吗，多少被老百姓认为‘有能力的人’却在闲置；因为我们并没有按实际能力进行评价。因为我们的现实是按你的地位确定你的能力，今天你还是默默无闻；自然你也就没有什么能力了。而当你一旦提拔成了领导后，你的能力就是你管辖区内最高的；也就是说这片天地下就是你的能力为第一了。因为中国人都知道，谁的能力都不能超过领导；这就是我们的人才标准。

这些年中国人才问题越来越被广泛引起重视，许多地方都推出了不少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优惠政策；这诚然是件对人才的大好事，可是关于“人才”的“标准”是什么；依然是雾里看花，谁也说不清楚。在人力资源开始在中国泛滥成灾的时候，对人才依然没有统一的定论。然而如果你细心观察，其实中国人才几千年来还是一个定论；谁是人才，谁是庸才还是领导（统治者）说了算；因此中国的人才标准依然是“权力决定人才”，就是在今天这依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当初的国有企业有三个人，他们同样的事被定义为不同的结论；一个是企业领导，他每年的工作报告也被杂志收编；就这样总共发表了文章100多篇，结果被推荐为院士；因为他能发表文章成了人才标准。另一位是报社的社长，因为他发表了180篇通讯报道小说与散文；结果他被组织部门推荐为作家，享受国家津贴；因为他能写文章。再一位是没有职位的工程技术人员，因为他在国内外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近300篇；结果企业领导们却投票决定他下岗，说他只会写文章；所以企业不能留。这不是天方夜谈，而是真实的现实；后来连国务院办公厅信访人员也为他打抱不平，说‘你们企业连写小说的也是人才，难道能发挥作用的专业人员倒不是人才了’；原来核心问题是该工程技术人员的能力超过了所有领导，这才是中国领导的大忌；于是企业领导们集体决定下岗的，这也符合我们的组织原则嘛。

同样的事，在权力者身上就是人才难得；在老百姓身上，人才就变成了不务正业；人家说写小说在企业都是人才，而写专业论文的竟然是庸才；要知道专业论文可是研究成果呀，你不能理解的事却发生了；这只有在中国才有可能。

我们不会忘记上个世纪中国的人才论：‘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领导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而且是不服不行’。现在这个人才论依然是我们的主旋律，提拔干部是领导说了算；招聘人员还是领导说了算，就连下岗考核也都是领导说了算；这才是我们的人才标准，领导与权力决定人才的命运；说你是人才，你就有发挥作用的机会；说你是庸才，你就一辈子在中国没有展现才华的可能。你想平等竞争，估计那是一个美丽的幻想。

人才“权力格式化”何止体现在任用与选拔人才上，连评职称这样以技术论英雄的场合也是“权力格式化”；你看那职称评定中，最先通过的总是有领导职务的人；就连我们的院士这样一个学术领域的最高待遇，也都是领导身份的人全部占有了；因为中国的领导不能比老百姓差，这才是中国人的人才观念。

人才如此“格式化”，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埋没人才、扼杀人才；同时真正制造大量的庸才。在检验“人才”的“格式”面前，许多真正的人才（知识与能比领导班子强的人才）被无情地淘汰了；他要么从此失去舞台，要么放下专长；腾出大量的时间去修习那些并无迎合领导的实用“技术”。而另一些素质不好的人员，因为托了“权力格式”的福；成了“人才舞台”的“主角”。上个世纪流传的“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如今还拓展了“有能力不如有关系，有了关系没有能力走遍中国都不怕”；这不是危言耸听，而的确是现实。如果这种机械的人才“格式”永久不变，“中国人全民奴颜婢膝”必将渐渐盛行于天下；到那时我们中国人的人才，名副其实成了“奴才”；一个全民族“奴才”的民族还能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说了这么多，笔者的意思并不是说选拔人才不需要领导把关；而是认为领导定人才也应该有一个公开的“标准”。古代还有科举考试能平等竞争，现在是领导心中的标准；没有人能公开知道。因为我们人才标准中公开的表面制度没有人执行，而执行的却是领导们心中的潜规则。从大政策看：中国人才标准一会“左”，一会“右”；几乎从来就没有稳定过。从“提拔重用老工程技术人员”后，一下子直接跳到“重用年轻的技术干部”；结果中国整整一代人就被政策牺牲了。当然这些标准表面上看是不同，可实际还是领导说了才算数。

人才应该是多维的，有专业人才、技术人才和领导人才等等；可我们的人才标准却是：你成功了，你就是人才；而且是全方位的人才，所以才有中国技术与领导人才全部是一肩挑的局面。当然我们社会最普遍存在的，莫过于‘任人唯亲’是主流；而其它的人要成才得要有机会（政策变更与改革等）。

我们知道公平竞争应该是人才的第一原则，没有公平还能有“不拘一格选人才”吗；中国的人才都很善良，他们相信组织会给自己机会和公平；结果很多人反而成了组织利用的基石（总是当分母）。问题是有很多人自己受压制是氛氛不平，可自己走上了领导岗位后；依然对人才还是按自己的意志来定。机会与公平，这应该是普遍中国人幻想能进入的用人环境和氛围；但却是任何也都不愿意改变的固执观念，看来中国人要实现“用人公开”恐怕不是近期能实现的目标。

中国人杂谈系列（3）

中国人眼中的腐败就是‘官本位’的‘待遇’

文/汪华斌

我们国家的腐败已经到了尽人皆知的地步，而且每个人身边都会有腐败分子被查处；腐败泛滥成灾，并不是查处不力；而是我们官方对腐败的定义与老百姓竟然大相径庭，从而出现任何人只要有权就会腐败的地步。

如我们领导定义的腐败分子，是指对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而个人又有巨大的非法所得，并且非法所得的证据确凿的人。而老百姓定义的腐败就是自己身边的腐败，如公款吃喝玩乐等；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花在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和公车消费上的开支高达七千亿元，这里面蕴藏着多少腐败和经济犯罪。老百姓急切地盼望能有对策解决这些腐败，对这些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腐败进行整治。而我们党对腐败的定义是大案要案，那些贪污受贿数额巨大的才要清除；结果处理了不少腐败，但老百姓还是没有感到有清正廉洁。

如我们盼啊盼，终于盼到了‘取消公车，实行车补’和‘公务招待实名制’等一系列措施或规定。但这些规定同样是高昂‘官本位’，一个处级干部的车贴比老百姓的工资两倍都多；而西方国家的商务餐都是一样的简单，可我们却依然是按级别要到位；似乎不同级别吃一样的伙食就不行，所以这些措施或规定还是受到老百姓的质疑。我们不知道这些措施对数额巨大的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是否有作用，但等级森严依然是老百姓努力的方向。所以我国的任何改革全部照本宣科，等级制度是中国的特色；如我国很多省市出台的关于干部出国的新规定称：副县以上党政干部出国，‘必须是为执行与主管公务相关的工作访问’；‘原则上一年不得超过一次’。此外就是具体的等级要求，连什么级别住什么样的宾馆也规定得清清楚楚。

最有鼓动效应的事发生了，每个国有企业也相应下发了自己的文件；企业高层以上的党政干部每年例行出国不得超过一次，理由是不得将出国‘作为每年必须享受的待遇’。特殊要求以及国外邀请的不在此列。这样的文件连老百姓都茅塞顿开了，原来领导干部们有特权公款出国旅游；因为它竟是干部们‘每年必须享受的待遇’。

其它的事就是类推原则：公款吃喝变成了等级招待，公车消费变成了业务需要；公款送礼变成了业务公关，领导干部们的办公楼越修越豪华是提高工作效率；领导们的住宅越住越宽敞与豪华是解决领导的后顾之忧。一切的一切，就是要区别领导与老百姓；不能把领导放在老百姓的队伍里，要使领导们能‘鹤立鸡群’；就必须要赋予他们‘必须享受的待遇’。

对‘腐败’含义的理解如此悬殊，难怪老百姓感觉腐败依旧；而我们不少领导者却在高唱特谈反腐取得的成绩。目前我们党群或干群关系之疏远，感情之隔膜，爱憎之错位，由此可见一般。

试问：我们现在有哪一位领导干部在出差或出国时，有投入产出的考核；完全没有。正因为如此，我们国内开会是‘游山玩水’；到了国外依然是‘游山玩水’，所以刚开始很多国家的接待人员还不习惯中国特色；现在已经专门归纳出了中国的特色接待，因为中国出国没有几个是为业务的；几乎全部是‘缴学费’而开心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世界上发达国家基本与我国政治体制不同；我们的地方党政干部到那些国家访问和学习什么。其次我们的国有企业多是内销产品，你那出国就能为企业提升了核心竞争力；很多领导出国回来，只是带回了一大堆资料给企业；其它的却是为自己家中采购成了主要任务。有的领导还故作姿态，‘我也不想出国呀，但是组织安排的；没有办法呀’。你说这‘既当婊子，还要牌坊’的，只有我们中国的官员。

在我们进入市场经济这些年后，各个等级的官基本都富起来了；本不需要任何补贴都能过比老百姓强多少倍的日子，但我们还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如像公款出国旅游这类利用职权挥霍公款的行为，因为是待遇所以还只有继续下去；老百姓高喊待遇就是腐败，但我们的制度还必须保证待遇；这就是理解的差别，当然也是中国老百姓的悲哀。

中国人杂谈系列（4）

中国人处在“过劳死”边缘的人群是‘官员’

汪华斌

　　在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湖北省委主委姚凯伦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低于全国平均寿命’；并提供的资料显示，中国的中年知识分子死亡率超过老年人的两倍，死亡年龄段多为45至55岁。最新出版的2006年人才蓝皮书也指出，七成知识分子处于“过劳死”的边缘。

“过劳死”一提出，全国就流传开了；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太辛苦。然而我们如果从中国的实际看，中国知识分子中辛苦的只是那些有领导职务的人；而那些没有领导职务的知识分子，却有一大半并没有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还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转行从事体力劳动了，他们的过劳已不是知识分子的范畴；更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可能连工作都没有，他们还在为生活担忧。这样一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近七成处于“过劳死”的边缘明显与实际不符。

中国的确有一个群体处于“过劳死”的边缘，那就是知识分子身份的官员；的确也有近七成的具有知识分子身份的官员处于“过劳死”边缘。你看中国的这些官员多累，除了领导与管理职务，还要把技术职务兼任；上班开会批文件发指令，下班还有酒桌、赌场和舞厅；休息还要去鱼池和高尔夫，而且不少人还有到处兼职；更有情妇也是要养的。看我们那些被查处的腐败分子，全部是官员；有谁不是生活腐化和道德败坏。如果这样看来，中国官员就是不干自己专业上的事；这些业余爱好都会使其处于“过劳死”的边缘。而实际我们的官员实际是领导与专业两头兼顾，此外还有很多兼职；如某大学的校长：除了校长外还是博导，另外还是各级人大代表外，同时兼了几级政府的参事和八家企业的董事；而且还兼了另外几所大学的教授。此外还有一些暗的兼职（听说有自己的公司等），你说这人他能有时间休息吗。我认识一位搞质量管理的官员，就是活活累死的；因为她兼职十八家认证公司的审核员，所以每天48小时都不够用；自然是活活累死在审核的岗位上的。

然而如果你不是官员的话，绝对没有兼职；而且本职工作还要等待领导安排。在两会期间，我到一个技术单位就遇到其技术人员们在闲置；我问他们为什么没有事干，他们说领导到北京开会去了；所以不能随便干，因为事事要按领导的意图来；因此为了不重复劳动，自然是等领导回再说；因为中国的成果是领导的，领导叫你干啥就干啥。

我们不可否认，中国上个世纪的确有一批相当敬业的知识分子；如陈景润、杨乐和张广厚等。然而我们同样应该看到，经过这些年的实践；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与“官本位”一体化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成功与否不是你是否敬业；而是你与领导是否保持高度一致。始终紧跟领导的，自然成功的光芒也就照在了你的头上；而那些远离领导的，成功也只能是黑暗里的成功；而有时成功反而引来自己事业的死亡。

　　然而我要说的话，我们的官员少一点兼职和生活腐化；把工作的权力下放一些到老百姓的手中，这样你还会出于“过劳死”吗。看我们的社会，不是缺少知识和知识分子；而是我们的知识和知识分子全部过剩，把这些闲置的资源利用起来；自己还会“过劳死”吗。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也的确看到这次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为了准备两会的提案而绞尽脑汁。可是我们却经常能从网络上见到很多关注国计民生的建议和方案，而且这些方案与建议还真的很有价值；看来我们的领导是要换个思维了，因为国家是人民的；不是领导就能组成国家。既然人民也是国家的成员，相信人民并不是很难的事；我们经常见到一些精英们自己在忙，而老百姓却只能闲置；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精英就真的成神仙了；而神仙也要休息，何况我们的精英还是普通的人。

我曾碰见一位国际友人，他对我说：‘在中国当任何一个地方的领导都太累了，各种程序一个连一个；真的是太累了’。我说：“在中国当官累是从诸葛亮那里开始的，因为任何事情只有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放心；所以诸葛亮累死了，现在我们有很多官员也是累死的；只是不是累早工作上，绝大部分是累在享受上；享受也能死人，这是中国特有的特色；中国的官基本是把自己比做神仙，任何享受或名或利的时候都要到位；到位了才累，结果中国真正处在‘过劳死’边缘的是官”。

中国人杂谈系列（5）

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作出牺牲的一代人

汪华斌

改革是我们现在正处中年这代人经历最完整的事，没有人能置身之外；是啊！当我们眼巴巴地准备接那些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老工程技术人员们的班时，一纸改革文件‘干部要年轻化’；结果我们这批承上启下的人全部抛弃了，只能看着那些才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成了我们的领导者。正是这改革，成就了中国‘爷爷直接交班孙子’的现状；我们这批当父亲的竟然被跳过了。

当我们正需要社会福利待遇的时候，全部是按年限加职位排队；盼呀盼，等到我们能有福利待遇分配的时候；一纸改革文件‘按学历加职位’的分配制度，把我们又改在了分配队伍之外；我们只能羡慕那些刚结婚就有四室两厅的年轻人，因为我们依然还只能在住房贫困户队伍中挣扎。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每次评职称我们只能为那些老年技术人员当分母；可当我们到了当分子的时候，一纸‘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文件；结果我们又成了那些年轻领导的分母。后来改革需要人下岗，年老的是高级人才不能下；年轻的也是高级人才同样不能下，结果只有我们这些中年的不受保护；看到这批一辈子在所有方面（分房、涨工资、评职称等）只当分母的人，终于在下岗中当了一回分子；年老的和年轻的全部都笑了。

当我们这批‘造飞机’的人下岗后，组织上很快给我们安排了‘卖鸡蛋’的岗位；一张个体户营业执照还真体现了组织的关怀。可当看到那些业务不如自己的人却在享受国家补贴的老专家返聘时，自己的心实在是酸溜溜的；想到自己只有卖鸡蛋的命，何必要我们读那么多年‘造飞机’的书呢；还不如停办20年大学，这样也是为国家节约；同样能达到‘爷爷领着孙子干’的目的呀。

改革是大势所趋，改革更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我们经历过好几次改革，虽然说是真刀真枪；可用在领导们身上，全部是增加他们的利益；而用在我们身上，却是‘改革是需要有人作出牺牲的’；牺牲，我们的确是牺牲了；因为我们不能与领导竞争岗位，我们也不能与未来的年轻人竞争福利；为了改革，为了国家的发展；为了……，我们只能感慨‘自己不该在这个年代出生’；因为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我们是牺牲品。

是啊！我们当初也曾被国外邀请或聘请，但服从分配或组织需要是我们这代人最大的优点；可当我们成为改革的牺牲品后，我们的过去也就要不回了。

我们只能看着别人先富起来，虽然别人的能力的确在自己之下；但人家的命好，你能不相信命吗；人才学中的三要素，关键是机遇；我们这代人的机遇是要做牺牲品，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既然我们有这个使命，自然其后几代人要跟着自己吃苦；这也是天注定。

不用再想其他了，心无旁骛；鸡蛋也是要人卖的嘛。再说如今的社会，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还容易得这或那富贵病；而我们这些为生活奔波的人，却是清苦而有精神；这也是上天照顾我们，知道我们医疗费没有着落。

我真的不知能说什么，这是我们的错或是时代的错；反正我们这代人连累后代人受苦，因为现在的社会生活是需要成本积累的；而我们在成本的高积累阶段，却被改革抛弃了。

如果说我们对改革没有冲动，那也是违心的话；当岗位竞争的时候，我们曾憧憬能竞争上领导的岗位；可当我们看到依然是被上面有关系的人占据的时候，我们才明白竞争是一个幌子。当岗位考核公开化后，我们也曾想到‘自己终于能名列前茅’了；可最后依然是自己末位要淘汰时，才知道‘中国永远是领导说了才有效’的国家；我的领导就曾公开对我说：‘你会造原子弹有什么用，我就能安排不要你参加；哪怕我们国家的原子弹落后20年，我也要你去卖茶叶蛋’；领导就是领导，底气十足而且还符合组织原则。无论如何改革，胳膊永远是胳膊；大腿永远是大腿，这才是不会改变的事实。

仅以此文献给那些为改革作出牺牲的人，是这些人的牺牲才造就了我国一些先富起来的人；我们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在享受‘灯红酒绿’之时，是否还记得有一大批为改革作出重大牺牲的人；没有这些人的牺牲，估计是不会有你们的今天。

中国人杂谈系列（6）

中国人的官不是‘干’而是‘看’上的

汪华斌

在中国哪里当官，不在乎自己的能力大小与知识水平的高低；至关重要的是自己的眼睛，也就是官场人说的“眼睛定律”。

是啊！眼睛定律一是对环境分析要用心眼，即对环境分析和定位要准；这样自己就能对机遇进行把握。虽然现在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年代，但领导们还是喜欢从一开始就对自己忠诚度高的人。

眼睛定律二是对领导要用鹅眼，即把领导的行为全部缩小；尤其是对领导的缺点，更要用鹅眼；只有这样，你才能树立领导的光辉形象；这样才能满足你对领导作为偶像的追求。

眼睛定律三是对下级要用牛眼睛，即把下属的行为全部放大；尤其是对下属的缺点，更要用牛眼；只有这样，你才能在下属面前树立威信；这样才能满足你作为下属领导的偶像存在。

眼睛定律，的确精辟；把方方面面的关系描述得一清二楚，你不会当然只能怨自己天生没有这个命。

我有时也在想，我连要破产企业的出路都能一眼看出；却一直不知道什么是官场的机遇，这大概是我对官的天生愚笨的原因吧；也就是缺当官的心眼。不知道机遇也就算了，有时机遇光顾自己的时候；又把后两个定律的意义搞反了。

想当初我在部省级领导中跑腿时，却总是在用一双牛眼去看领导；因为我想把领导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处处效仿领导。谁知牛眼是特别放大，这时见到领导的行为与自己想象的完全是大相径庭；结果竟然想帮助领导完善，这才是领导忌讳的；咋能留一个用马列主义放大镜对准领导的人在身边呀。所以我是身在机遇之中，不仅不识机遇；反而用错了眼镜定律，所以机遇只能白白失去。

等待自己好不容易当了领导的时候，处理不好上级关系还可原谅；竟然用鹅眼去看下属。大家知道：鹅眼是特别的缩小，特别是下属的缺点；因为我把下属当成了学生，不仅告诉他（她）如何做；还告诉他（她）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理论）。所以有些感激我的下属对我说：‘汪老师，当你的部下真荣幸；工作很轻松，没有压力感；既拿了工资，还读了管理博士’。然而美言并不能掩饰我的领导权威没有了，一些不感恩的下属甚至去巴结我的上级；实际就是准备取而代之。因为官场上下级与老师和学生，是一个决然不相等的概念；老师与学生之间没有利益纠纷，而且是一个临时性的共同体；而上下级既有利益纠纷，还有角色转换的机会；因而一个循循善诱的好老师，并不是一个刚柔相济的好领导；所以我即使当到了执行总经理，依然不是一个好官。

虽然我自己在管理上能指导别人，却自己总在人际关系的管理上不如意；所以听了我这位同学的话后，我只能自嘲地说：‘看来我只能当诸葛亮了，永远也学不了刘玄德’。

是啊！细心想来，古今中外会当官的有谁不是会运用自如眼睛定律；而历史上不会用的人到是屈指可数：如魏征，如果不是有长孙皇后；只怕早就身首异处。再如岳飞，果然不出所料；被自己忠诚的人害死。这样看来，眼睛定律的确有它的独到之处；朋友，如果你在官场上；你的眼睛定律正确吗？

中国人杂谈系列（7）

中国人对名人或明星特别狂热

汪华斌

最近我单位有位年轻人为了去追捧自己崇拜的名人，竟然旷工而要去赶到这位名人举办的见面会；而且该名人的博客一天游八遍。为使年轻人保持一颗平常心，我在企业做了一个正确对待名人的报告。名人，顾名思义；就是有一定名气或在一定受众群体里有知名度的人。

其实，名人不外乎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确有一技之长的人，第二类是被人吹捧或包装成名人的人；第三类是出卖灵魂而成名人的人。

第一类有一技之长的人，因为一技之长；结果其它的方面肯定低于常人。所以有一技之长名人身边的人都知道，这种人在普通人中生活如同神经病；一技之长是阳春白雪，而其它的行为却又如同白痴。所以这类人身边的人知道，决不能把这种人整个人暴露；只能是隐隐约约对外公布其一技之长，使人们全部用一技之长想象这类名人的其它方面。

第二类是被人吹捧或包装成名人的人，这类人连一技之长都没有；只能是故弄玄虚，用一种完全的神秘感来美化此类人。

第三类人与第二类人相同，所不同的只是通过交换才获得包装或名人的。

如果这样一来，名人本是普通人；可我们中国人竟然用真情去追随自己的名人，而名人用这些追随者的供献在进行神仙般享受的同时；却又鄙视自己的追随者，说“他们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可悲的中国人，把自己的付出献给名人享乐；却从名人那里得不到半点回报。

本来，任何人在自己的生活欣赏别人的一技之长；这也是一种生活的丰富，可如果痴迷不悟的倾情名人；那就是不正常了，更何况有相当多的人追随的却是假冒伪劣。

生活中我们见到“太多的名人抱怨自己的生活没有隐讳”，可网络能“隐讳”的他们却硬要用自己的真名；这是什么心态，只是抄作而已；你要名人们孤独，他（她）不自杀才怪；因为那将失去他们从追随者身上获取钱财的机会。

博客，这个时代的宠儿；对此见仁见智：有的认为是自己的心情日记，有的认为是个人空间；我却认为博客应如现实生活中个人自办的一份杂志或报纸，因为日记是不公开的；可博客却是自由公众空间。

既然是自由公众空间，肯定不是个人的大杂烩；而应该是有个人特色的体现。然而我们到名人的博客中去看看，对你的现实生活能有帮助吗？有些名人博客，说不定是谁在迎合你而写的；即使是名人自己写，又有几多名人是多才多艺的人呢；不要被骗了，还在那里欢呼。

从管理科学上说，不对称（对自己没帮助）是一种失效行为；可却有那么多无知的人还在追风，用自己的无私奉献构筑一个又一个名人；可自己却在构筑名人的过程中失去了太多，太多；有的就这样虚度了自己的人生。

清醒吧，可怜的追名人的人；人的生命是美好的，但这种美好是建立在自己创造自己的基础上；决没有追名人而能使自己快速成功的可能。而名人们也要尊重自己的追随者，一旦没有了光环；你还有追随的价值吗？

中国人杂谈系列（8）

中国人的‘和谐社会’是成功者说了算

汪华斌

2006年在中国竟然有一些学者们，把如今的中国说成是“五千年以来的最大盛世”；结果全国到处是高唱盛世的歌。刚开始我也糊涂了，中国领导人还在提倡“构建社会和谐”；这说明国家领导人都知道，中国现在还没有和谐；一个还没有和谐的社会，竟然是盛世了。原来盛世也许有许多种定义，每个人心目中的盛世都来源于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物质待遇和精神享受，自然对盛世的灵感也就大相径庭了。

在既得利益者的心中，我一年能抵别人十年的时代就是盛世；如提出‘中国现在是五千年来最大盛世’的某教授说：‘这二十年的我个人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所以现在是盛世’。有人问他：‘盛世还有人吃低保和找不到工作吗’？他说：“大唐盛世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嘛，盛世并不是所有人的盛世；而是看精英们的变化”。这一学说得到了如今社会既得利益者们的赞同，连腐败分子都说‘现在都盛世了，还找什么腐败’；因为腐败分子都是比老百姓生活过得好的人，所以清查腐败是老百姓心理特征没有调整好的原因。

我不理解的是，我们党和政府也承认我国当前社会的实际问题是社会不公；它主要体现在“权利、机会、规则、分配”四个方面的不公平。一个连国家领导集体都承认不公的社会，竟然能被定义为盛世；我们实在是无知。因为我是搞控制论的，我知道体系和谐必须是进入控制状况；一个不公的社会必然没有进入控制状况。如“权利、机会、规则、分配”还是失控，就连我们对腐败分子的控制都失控；你能说现在就是和谐了吗。一个和谐都没有达到的社会，能是盛世吗；而且和谐是有很多层次，如基本和谐；高度和谐等。按我的理解，盛世应该是社会高度和谐的产物；而不是一个不公社会的代名词。

正因为如此，中央才提出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这“四个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才是购置社会和谐的当务之急。

在我的心里，盛世是和谐的最高阶段；也是人们物质财富得到满足后，精神上的一种升华；实际如同一幅充满诗意，而且又鸟语花香的山水画。因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而任何社会都有既得利益与利益缺失两种人存在；和谐就必须使这两部分人在心理上平衡。在我们今天的社会，腐败分子几代人都豪华享受不完的物质财富；而老百姓现实生活就困难重重，这能和谐吗。江苏省用居民收入考核领导干部，可实际收入水平上升；但却往少数人身上聚集，这是社会和谐吗。南京市调查说其市民70%认同南京市是和谐城市，看来南京市真的是有绝招；在全国四个公平的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时候，他们竟然都进入了和谐社会。在一个和谐社会里，本不应该存在的‘送温暖工程’；可南京市依然存在，这和谐的定义或依据是什么；难道这些接受‘送温暖’的人也认同社会和谐了吗。

字典上说和谐的意思就是配合的适当和匀称，而在控制论中说和谐是系统平衡；在我们社会这个大调色盘里，有人正享受着荣华富贵；而有人却正在被痛苦煎熬或郁闷缠绕，这样的社会能说和谐吗；这又怎么能勾画出一幅和谐动人的图画呢。

我们在经历了2006年对盛世定义的争论后，又迎来了2007年对和谐社会的定义争论；有人说用生活消费水平，有人说用社会收入水平；有人还列举了指标体系，但就是没有人说如何评估既得利益者与利益缺失者的评价；因为和谐社会是社会人的共有和谐，而决不是社会权力者的和谐。如果社会和谐就是权力者的和谐，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全部是和谐社会；因为他们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保证权力者的利益；所以凡是中国历史上没有战争状态的，全部是和谐社会；因为和谐的历史是由统治者写的，他们自己在享受人生的同时；难道还不是和谐吗。所以才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和谐与盛世。

和谐是由谁说了才算数，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公开的问题；肯定是统治者说了才算。我们现在所有单位的大事记，全部是领导的光辉足迹；所以历史从来是统治者自己写的，根本没有征求老百姓的意见。今天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应该当家作主；老百姓是否也应该参与社会评定，而不应该由统治者单方面的评价吧。

要让社会主义社会变得平衡与和谐，就得让全体成员共同行动起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这才是所有社会和谐的钥匙，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更应该做到；因为社会不是只由权力者构成，还有非权力者；一个社会不是全部由既得利益者组成，还有利益缺失者也是它的部分。让社会和谐不能只有权力者为既得利益者，社会成员全部要公平合理的成为既得利益者；这样的社会和谐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和谐，这才是社会真正的和谐。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不管他身在什么阶层；用公平作为和谐的法码，让所有的社会人在心里上平衡；这样的社会才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和谐。

如此说来，和谐不能仅仅是权力者们认可的事；也不是既得利益者们自己认同的和谐，而是全社会成员共同平衡而认同的事；这才是和谐社会的定义。今天构筑和谐社会的大幕已拉开，建设什么样的和谐就是每个人的理解；说到底是各级掌权者的理解，心中有老百姓的掌权者理解可能会向老百姓这边倾斜；而一心维护既得利益者的掌权者，肯定心中不会有老百姓；所以社会和谐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它需要双方的共同认定；这才是和谐社会的标准。

中国人杂谈系列（9）

中国人现在竟然是‘愈有知识的人就业愈困难’

汪华斌

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表示：三大措施就能解决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难。他说：一是劳动部门开展促进就业的活动，使用人单位和大学生之间建立起便捷的平台；二是教育部门指导，使大学生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三是大学生自己转变观念，到基层或西部去。如果从政府职能上讲，这些也无可置疑；但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却发现这些措施的确没有多大的作用。

首先来看我们的就业促进活动，我国的人事制度放开已经快二十年了；如果需要人才，有哪个单位不知道自己所需要的人才产生地吗；所以促进不促进，要人的知道到那里去选拔；不要人的再促进，依然是没有岗位能安置。我们曾随机与一些用人单位接洽，发现绝大多数单位根本没有新增岗位；因此只能利用自然减员来进一些大学生。所以政府建立什么的快速通道，用人单位没有岗位是中国绝大多数单位的实际。

其次我们也对很多基层单位进行过调查，也发现基层单位也全部是人满为患；而且这次换届，还造成很多基层单位的人员富余而无法安置。另外我们大学生全部是以素质为主的学历教育，到任何一个基层单位就能专业对口吗；我们也调查了很多基层的大学生，结果不是转行；就是由知识型变成体力型了，因为专业不对口是去基层的通病。与此同时我们同样也对西部进行过考察，其经济发展速度本来就慢；而且连原来的就业人员实际效益的提升速度也与社会的发展不同步，他们能接纳大量的大学生就业吗；我看很难。

最后再来看我们的教育，现在基本是一个高等教育的人口高峰期；采用什么教育都是人满为患。所以现在发教育财的，是全国所有产业中最快的；有很多大学生听信了一些机构的话，又拿了很多技能证书；结果还不是一样找不到工作，因为我们现在正遇到一个高等教育人口高峰期与中国就业产业革命低潮期的结合；自然出现了新增的就业解决不了，而原就业的还要失业；这能通过教育解决吗，完全没有可能。

我们通常知道一个管理学理论，挖渠放水；可现在我们所有的就业渠全部满了，你没有新渠；那水能往哪里放。如此一来，你建立什么样的平台；水还是不能放。就如有的用人单位对我说的，我们招聘会照常去；实际也没有打算要人。如果有特别优秀的，顶多作为预备人才进一些。试想，依靠这样的就业单位；我们的大学生能顺利实现就业吗。

我们的确有一些措施能解决就业，可改革开放不能倒退成了制约这个措施的主要借口。如我到过一些地方去探索经济发展，也提出了很多解决当地就业的项目；如我对某街道提出投入建立一个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资金投入500万；但可安置3000—5000人就业。结果这里的政府部门能用卖土地的钱去办歌唱会，却不愿意对这个新办企业投入。他们的理由是：我们政府现在是对国有企业实现退出，如果我们再投入办厂；那不是违背了市场规律吗。结果我提出的劳动密集型就业的企业因利润低，没有私人老板投入；而国有资产又不愿意介入，自然这几千人的就业计划就这样流产了。

无独有偶，我后来到一个地方去咨询生态农业；也是设计了一个产业链，需要投入资金3000—5000万；可实现安置当地劳动力二万人以上。同样因为政府不愿意投入而流产，而当地政府同样也因为有钱请明星而闻名；但却对就业机会的投入全部不认同，这应该是我们现在很多政府官员的共同想法。

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入都不支持，而对我们社会大学生的就业也就更难了；除了支持大学生自己办公司外，我们社会用什么能保证这个分散知识群体的就业增长幅度。现在我们的大学生的确对外资企业很欢迎，但外资企业可不是按中国大学生的增幅来设计自己的产业结构和增产幅度；因为他们是按自己的利润率进行产业结构的选择。

有人为大学生献计献策，实际只是讲授一些学生们之间竞争的技巧；而不是开拓了一个大学生就业的主渠道。大学生就业的路在何方，我看现在是没有人能说的清楚。

中国人杂谈系列（10）

中国人只出标准而并不能令人对食品放心

汪华斌

2006年是中国的食品安全真正成为老百姓关注的一年，在这一年里通过媒体曝光的食品安全问题接二连三；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老百姓知道了苏丹红辣酱、福寿螺、红心鸭蛋、瘦肉精等知识；也知道了多宝鱼、韩国泡菜、阳澄湖大闸蟹等食品安全事件。所有的这一切造成了我国食品安全的空前危机，结果引发了我国老百姓对食品安全的“怀疑一切”；通过政府部门今年的努力，我们现在的食品安全还是没有走出危机。

实事求是的说，中国的老百姓尽管对食品安全的提心吊胆；但每天的一日三餐依然在胆战心惊中度过。因为中国的老百姓除了对故意造假使假的食品深恶痛绝外，对正常生产的食品是否安全已经具有足够的容忍度。因为中国的老百姓还不会幻想能吃到所谓的“纯天然”的食品，对农产品中含有的化肥、农药、农膜、污水、添加剂等残留成分也习惯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政府把对食品的控制权却交到了老百姓的手中。

我们经常见到工商管理人员，在各种现场进行真假产品的讲解；而老百姓也的确是如醉如痴地学。然而可惜的是，任何你学到了多少识别真假的能力；食品安全依然不能说有保障，因为我们的制假手段愈来愈科学；而识别已不可能通过眼睛就能达到，这才是最要命的。

食品中的有害物质含多含少由谁说了算，当然是以国家制订的食品标准为主；最后以实际检测部门的检查结果定。过去我们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大家都归结于我国食品检测的标准缺乏、陈旧、技术含量低；然而到了今天，我国的农业标准已超过３０００项；而且涉及农产品及其产地环境、化肥、农药等投入品和农业生产的全过程，这也是国际上很多食品安全的国家所达不到的呀；但我们的食品安全依然如故。

的确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要是说过去由于标准缺乏而导致农副产品安全问题不断出现还有些情有可原的话，那现在国家已经出台了这么多的标准；而我国的食品安全事故为什么依然频频发生。中国的老百姓只希望自己的一日三餐安全，也就是对大米面粉、白菜萝卜、鸡鸭鱼肉安全；而这些应该是标准完善吧，按中国的实情规定也好明确；但很多时间，却总是这些最普遍的食品出了问题；这难道不是令老百姓对食品安全更担忧，而对政府靠什么东西来把住食品安全关更不放心吗；中国的食品安全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３０００多项标准而难把农产品安全关，我想其中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中国的管理重形式而忽视实际却是主要原因，所以我们的标准全部由标准或技术部门制订；结果标准是制定出来了，但却没有人去落实和执行；因为我们执行者对标准还要去理解，自然千家万户的农产品生产者也就对国家标准茫然。另外中国还是一个地方保护特强的国家，如因“药残超标”而遭重创的山东多宝鱼养殖户；就不满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行的食品出口标准，拟对该局提起行政诉讼。再如韩国泡菜，也有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冲突的原因。而且中国还是一个权利国家，执法与执行者的关系直接演变为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严明的法规在地方保护、双方利益、人情关系面前顷刻烟消云散。

食品安全事件并不是在2006年才突然爆发的，而是从2006年开始变得严峻起来了；因为2006年层出不穷的问题才牵动了人们脆弱的神经。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近年来，我们的科普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既突出了食品中微生物超标、农药兽药残留超标、重金属超标现象，又提高了新技术造假的能力；所以我国的食品安全事故才有蔓延之势。在我国许多农村地区，食品安全工作尚未受到重视；致使一些“三无”食品、过期不合格食品流向农村市场。老百姓不可能自己懂标准，我们要求谁去把关；这是一个托命的道理，我们究竟要如何才能保证性命无忧；因为现实是太没有诚信，假冒伪劣竟然无处不在；我们能相信有了标准，我们就放心了吗。

中国的形式主义千万不能在食品上做文章，因为这是千千万万人的性命攸关的问题。

中国人杂谈系列（11）

中国人只会在网络上骂人与被骂

文/汪华斌

我们经常在网络上见到骂声，你说好有人骂；你说不好也有人骂，结果出现了中国“网络暴民”之说。后来又见到不少对网络“暴民”们解释：因为我们毕业就是失业，所以骂是一种情绪的释放；因为我们的孩子上不起学，所以骂是一种压力的减轻；因为我们看不起病，所以骂是希望有人关注；因为我们买不起房，骂是对那些住豪华房人的诅咒；因为我们有了工作却被下岗了，骂是对社会不公的发泄。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穷者越穷，而富人却越来越富。因为我们看到：孙志刚式的惨死、佘祥林式的冤狱，更看到李文娟式的举报贪官反而身陷囹圄；还有那假冒伪劣，社会诚信全无；……。在这些刺激下，如果我们还不“暴”；那我们还有人性吗？

“暴”了怎么办？那就只能骂了，逮着什么文章有个发泄口；于是激情奔放而骂。既然有了骂人的理由，那就先说说什么人该骂吧。

一要骂贪官。他们这些人在台上唱反腐比谁都响，私底下他们捞得比谁都有狠，他们把公家钱厢当成自家的钱柜，把公共的财产当成私人财产，想拿就拿。他们拿着我们的血汗钱，大搞门面工程，是他们带头败坏政府和社会的信用，却说我们这些“刁民”道德堕落。不骂他们骂谁？

二要骂主流经济学家。他们顺从权贵，教一些阴招，把他们从西方学来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半桶水浇在中国这片政治不自由的土地上，结果生出个怪胎，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他们真的不知道西方的经济的繁荣是有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作保障的吗？他们就是欠骂，我们这些穷人就是要骂他们个狗血淋头。

三要骂那些写歌功颂德文章的学者。他们以为我们都看不见那些丑恶，把我们当既聋又瞎的傻子来愚弄。他们是真正的伪君子，不骂他们骂谁？而且还要骂个够！这就是我们常见到的“暴民”与骂的三种人。

然而我不理解的是，我发表抨击社会弊端的文章也经常遭到谩骂；按我的想法，上述“暴民”应该支持我的文章呀。

后来仔细一想，原来网络不光是社会不公人员的集聚处；也是社会既得利益者们的观光点。既然有网络“暴民”，那必然还有网络的“顺民”呀；他们应该是来唱赞歌的。如果你的文章败了他们的兴，他们不是一样要骂你吗？我曾写了一篇《湖北人在市场经济面前茫然的思考》，结果引来不少谩骂；说我贬低了湖北省领导们的丰功伟绩，就是应该骂；而且这样的文章竟然发表在《价值中国网》这样的专业网站上。而我在《天涯社区》发表的《中国人战略缺少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竟然也引来了骂声一遍；原来我不该用湖北土家族的烧饼为例；因为有不少因少饼获利的人心理不平衡，所以用各种恶毒的语言对我进行谩骂。

是啊！我们的确看到在一些网络中，那些肉麻吹捧的歌功颂德文章铺天盖地；比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报纸还高扬社会的主旋律。我们同样能看到，现实生活中的记者与报纸；也在涉及社会的阴暗面，这才是一个社会与时俱进的表现。而网络比现实应该更开放，应该有不同的声音才正常。现在一些网络把符合自己口味的骂声留着，以攻击异己；标准就在他们的手中，其余的声音，只要他们认为有损于什么或让他们不舒服的；统统删除掉。要知道现实中的一些潜规则也在打破，何况网络呢。因为有很多真实的声音是因为途径等原因，而在纸媒和电视媒中无法表达；所以才会在这网络的角落里亮出来。如果你删掉了，以后还有来的吗。

平心而论，骂并不可怕。真正逻辑严密，证据充分的骂文是有很强生命力的，反过来也是骂不倒的。假如你能象鲁迅那样骂人，保不准你的骂声还能千古。如果每个“暴民”都能骂出鲁迅的水平，中国不知道比现在好多少倍。但愿多出几个鲁迅！

问题是，我们的确有很多人只能象泼妇骂街那样地骂人；当然如果你是老百姓还情有可然，因为你只是发泄一下情绪；可我遇到不少御用文人，也只会这样骂人；如《价值中国》网中对我谩骂的，就不是一个老百姓；而是一个帮办，也只会侮辱谩骂；竟然不会说出自己的观点，这倒真是一个奇葩。

我这人心胸狭窄，遇到谩骂者；我不会迎接，马上离开；因为网络依然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可不愿意把时间花在与别人的对骂上。

中国人杂谈系列（12）

中国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能说明什么？

汪华斌

在去年的两会期间，网络上竟然发表了不少针对巩俐当政协委员的贴子；说她提的“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是鹦鹉学舌。而对她提的有关电影分级的评价，是涉及他们这些影视人员利益的提案；说她不关注民生，只知道外国环境很干净；中国环境不好，到处是垃圾。我不对这种评说发表意见，但人家参加政协会议并不是她自己要求的呀；而是你组织安排的，为什么对她就要苛求呢。

此外中国的政协本就一个名誉组织，而不是制订法律或决策战略的；既然是名誉，何必太苛刻她们的素质与行为呢；因为只要有知名度才能享受名誉呀。而真正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立法机构是人大会议，对人大代表倒没有多少意见；因为我们的人大代表80%以上是在职的各级领导干部，所以大家心理平衡了；领导嘛，谁能对领导评头论足。

因为中国的老百姓早就见到了这种情况，因为自己单位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实际上就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全体大会。因为到会的全部是在职的领导们（小到班组长也是在职的官，所以他们也有资格参加），而没有职务的人肯定只有极少数有特别需要或身份的人；这些人是陪衬，而各级领导才是大会立法的关键。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对人大代表不发表意见，却对巩俐当政协委员感到心理不平衡。

从管理学的控制论和系统学的和谐论看，我们的立法如果是各级领导；那执法的是谁，而实际执法的还是各级领导了；而且中国的监督还是各级领导兼任，所以中国的体制从上到下全部是“立法-执法—监督”的“三位一体”了。这是中国的特色，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延伸；我们不会忘记，中国历史上皇帝是集“立法—执法——监督”三权一体的人；所以中国才形成了全部对上诚服的文化。而中国人普遍接受这种文化，如果改变反而不适应了；我们不会忘记，我国曾有一届人大代表对老百姓的比例很高；结果这些老百姓出身的人大代表只会感谢大会的招待，知道到什么地方去玩了；而国计民生是什么，他们倒真的不知道。而领导们参加会议，虽然以维护既得利益为第一原则；但国计民生是什么，他们还是清楚的。所以中国人对此能接受，主要原因也就在这里。

虽然我们有的专家学者提出了学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建议，但我们现在的党与政府是上下级领导关系；而不是平行的独立关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区分“三权分立”的关系；结果由人提出了，政府领导是否不参加人大代表；使党的领导与老百姓成为人大代表的主体。结果很多人担忧，因为我们很多党的领导实际是两头兼任；这又如何能分开呢。正因为如此，温总理才说“中国的民主进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老百姓点缀自然也是一个长期的事实。

有人说国家先不说，把老百姓身边的民主先到位；因为中国自从下岗政策执行以来，可以说上访的无数；但至今还没有发现一例最后追究领导责任的，因为下岗是国策也是企业行为；政府不能干涉。政府不能干涉，企业职工又不能做主；所以企业领导摇身一变成了企业的皇帝。不信可以查：从1994年以来有哪里是领导干部先下岗的，也没有破产企业领导干部自杀或被判刑的（腐败分子的经济问题除外）。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领导干部由谁决定下岗？

按我国的制度和相关法律，领导干部应受制于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可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是领导干部与下属各级干部，谁能管理自己的领导呀。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认识和看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国有企业的领导不是职业经理人；他们是组织部门任命的。而政府组织部门是不考核经营业绩的，所以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是没有人管；是一个个皇帝特区。皇帝是不能下岗的，除非是他把企业完全搞垮了；自己也没有生活来源了。

从国家的人大会议到老百姓身边的职工代表大会，现在还没有从体制改革的说法；所以领导干部们集会的现象还将持续下去。虽然到会立法的是他们，今后执法的还是他们；而且监督的依然是他们，但我们的媒体可以起一些作用呀；因为我国的历史文化与传统观念如此，老百姓的利益取决于领导的个人品质与素质；这与中国几千年皇帝的恩赐一样，不然你能咋样；这不是领导不对老百姓放权，而是我们的观念很难接受的事实。

中国人杂谈系列（13）

期待‘公平’而‘越级上访’的中国人

汪华斌

福州市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副主任医师胡芳，因对本科室存在收受回扣的现象不满；在多次向上级反映未果的情况下，用DV拍下了同事收受回扣的全过程；并送中央台爆光。我不谈这回扣的风波如何平息，我担忧的是福州市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副主任医师胡芳今后如何生活。

众所周知，我国自从改革开放后；最不担心的是腐败分子。如果被暴露的腐败分子没有被立即处决，大都会是减刑；最后提前释放的是普遍现象。现在高素质的人找工作都难，可释放的腐败分子根本不会为工作发愁；除那些想去国外与子女一起享受自己腐败成果的外，留在国内的也被人抢着安排工作。

我们武汉知名钢铁公司，在两院通告时曾有一名某处长被判刑；后来在企业的多方活动下，很快提前释放。释放的时候，企业领导亲自去接；而且连忙安排到南方一家大型分公司当总经理。而同样是这家企业，有位民主党派人士举报自己的领导收受工程回扣二十万；企业竟然以该领导人上交了五万到分公司的小金库为由，保这位收受工程回扣的领导；当得到上级不予追究而转到企业内部处理时，企业竟然将这位收受回扣的领导提拔了一级；而把那位举报收受回扣的民主党派人士用领导投票的形式而强制性赶出了企业。

我国现在到处是信息快，凡是腐败分子下岗的；总有单位要请能人出山。而举报腐败分子下岗的，连上级领导也烦这样的人；所以基本不会有单位会接收这样的人，因为很多腐败分子也的确为本单位的人带来了一些好处；谁愿意把自己的汤给别人喝，因而我国不管什么地方；虽然大家都不喜欢腐败，但又没有谁真的愿意反腐败；因为既得利益是现实的，而政治理想却是虚无缥缈的；不会有人真的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高唱清正廉洁的苦歌。

有一家知名医院有文件规定，凡被刑事处罚的一律除名；可当药剂科某主任被捕时，院领导竟然亲自去送被子；同样是在提前释放后，竟然还是官复原职；而且还可以自由上班。然而本次举报回扣的几家药品企业，竟然在对该医院的药品招标中全部失败；我想就是个傻瓜，大概也能理解其中的秘密。正因为如此，我国的反腐败只有上级领导自己处罚下级的腐败；才没有人非议。如果是被下级举报的，很多单位的领导认为是‘奇耻大辱’。有个单位的负责人在八荣八耻学习班上，竟然说；‘以本单位没有人向上级信访或举报为荣，以经常有人越级信访或举报为耻’。

我们现在不仅是举报腐败，就连自己清正廉洁也没有办法生存；我知道有位质量管理博士，清正廉洁到从不参与公款的任何活动；更不用说收受什么回扣。然而他竟然愚笨到在企业建立现代管理机制，想从根本上杜绝企业内部的职务腐败；这不是堵截了所有人的财路吗。结果你别以为只有领导要他下岗，竟然老百姓也希望他下岗；因为‘领导吃肉，老百姓喝汤’的道理大家都懂，你使领导没有肉吃；自然老百姓也没有汤喝了，所以企业上上下下都希望他下岗；结果清正廉洁的人下岗竟然成了‘众望所归’。

就这样有能力的质量管理博士下岗后，竟然没有单位敢聘用他；因为‘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大家都懂，要在中国的土壤上生存；还真不能按现代企业机制来，因为赚共产党的钱是最容易的；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秘密。但想赚共产党的钱，却不能用现代企业机制来赚；只能用社会主义的潜规则；这个规则最大的忌讳，就是怕内部有坚持原则的人；所以清正廉洁的人同样在想用谦规则赚钱的企业，也是没有生存的空间；更何况是那些敢于指教或公开实名举报内部腐败的人。

我见到太多的举报者，最后都是自己从人生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我至今还不知道有一个因为举报腐败而发迹的真实事例，全部是因举报腐败分子后而自己惨淡人生的；所以我为那敢拍下同事收回扣医生的命运担忧。

中国人杂谈系列（14）

上级与下级做事原则决然不同的中国人

汪华斌

2006年的年底，鄂州市一个贫困村的几户老实农民；见到大片的土地荒废，而自己只能靠土地吃饭；于是集资了十万元成立了一个生态农业合作社，并托我请了省里相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到现场进行论证。

当我带着省里的专家学者到现场时，同时还有农民自己请的村干部、镇领导和市主管部门的干部；按说这应该是一个很成功的现场论证会。可村、镇、市的领导们竟然异口同声地反对，甚至讽刺地说‘你们如果能直接从国务院要回项目，我们支持；要我们去报项目，那是门都没有；因为我们有太多的项目都没有来得及报’。并请求省里来的专家学者们，帮助介绍一些老板来这里承包；因为现在有很多原集体所有制的成片土地等待老板来承包。言下之意，是对村民们极大地不相信；后来也的确如此，农民想整合土地；干部们不管，说是第二轮承包了；农民自己去调去换，再不行就自己出租金。后来农民想申报国家生态养殖与种植项目，地方根本不报；要农民自己去想办法，自然农民自己成立的湖北省第一个生态农业合作社就这样夭折了。

后来省里到过此地的专家学者们对我说‘你们这里这些农业干部真是愚笨，连这样的好事都不知道利用’；他们说‘中央刚提出建设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的设想，很多地方想干还要先动员农民；现在农民主动干，他们倒反对；你说世界上哪里有这蠢的人，这些农业干部真是一群猪’。我说‘这些农村干部不是猪，他们是一群兔子；因为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们不仅不能捞什么；反而还要支持或从财政支出来帮助，所以他们不愿意有这样的组织；而来这里承包的老板，他们是集体所有制的代表人；当然利益是可以尽全力的捞了’。

原来这地方先前曾有一个林场，请了一位台湾老板来承包；事情还没有干，几级领导就要去了五十万；说是要修路的费用。谁知台湾人也不是吃素的，五十万现金把了以后；又投资了近百万在山林间修建了一些建筑，后用承包书和这些建筑做抵押贷款；从银行里拿走了二千万而一去不回了。再后来又有一个卖电器的老板想走台湾老板之路，也是承包了一片林场；同样也被要走了五十万，但抵押贷款这次不起作用了；银行一分钱也不贷了，这下这个老板可气坏了；投资被套住了，而各级农业官员们高兴；因为他们的流动资金富裕了，反正他们是肥了。

后来我在我的几个大老板的学生帮助下，也积攒了五百万准备去建一个生态园；五百万是不可能建起一个生态园的。我的打算是这样，依靠地方政府资助一部分；国家生态项目扶持一部分，再从银行贷款一部分；这样投资三千万是可以建一个中型农业生态园的。可当我与地方官员一谈，他们竟然要我先付他们五十万；后面的事由我自己想办法，我一气之下；自然也就没有办成。你说遇到这样的官员，他们真的是猪吗；恐怕比兔子还精。如台湾老板贷款二千万与他们无关，而他们却从台湾老板手里拿回了五十万；这还成了为地方做贡献的依据，你能说这样的官员是蠢猪吗。

我以前总认为农村的官员朴实，这些年配合搞了一些农业生态项目后；我才知道，这些人素质的确是不高；可腐败的能力却比城里的官员还要高明，而且很直白；没有含蓄。比如他们问我要钱，就是很直接地要我把钱打在那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另外他们是那里有好吃的一定会去吃，吃完后一定是玩；走的时候一定要有东西拿，这就是我们现在建设新农村的干部们。遇到这样的干部，我想为农村做点贡献的希望也泡汤了；因为我认为是为农村做贡献，他们却认为我是在做交换；既然我将来能获利，他们现在就要获利；没有他们现在的获利，自然我也不可能在这里有将来获利的可能。

1990年前后，我曾经被抽调去为乡镇企业咨询诊断过；当时的农村干部在我的印象中还很朴实，而且很多人也的确是想干事的人。可如今再也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因为吃喝玩乐与弄虚作假成了现在农村干部的主流。中国农民的确是没有办法，有想法还不能实现；因为能实现的途径被这些官员堵塞了，因为他们还想从这里为自己捞取好处；而为农民谋取利益，对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动力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农村。看来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恐怕也只能是一个空中楼阁；老百姓只能是企盼，想体验新农村实在是太难了。

中国人做事，从来是领导安排的事必须要做；如我们所见的政绩工程。而老百姓自己想做的事，估计很少有领导支持；没有领导支持，你能做成吗。

中国人杂谈系列（15）

中国人的奴才其实是那些“识时务的人”

文/汪华斌

中国人都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但绝大多数人并不识时务；所以才有“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教诲。中国人都喜欢用奴才，但这些奴才并不都是不学无术的人；他们有些人还是顶尖的人才，只是因为他们“识时务”结果被多数人称之为奴才。我们现在老百姓如果对某些人的提拔不以为然时，也是‘他呀，整个一个某领导的奴才’；而某领导却说：‘这样的人才难得，又有执行力；还有理解力，用这样的人我放心’。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识时务”与“不识时务”之间的差异造成的；结果同一个人在不同的角度就能有“奴才”与“人才”的两种结论。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官是神，民是人’，所以才有皇帝是真龙天子之说；普天之下，皆为皇土；任何人都是皇帝的奴才，这就是中国文化。因而‘唯上是从’形成为中国的民族文化，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我们现在不也是向上汇报等指示吗，还没有一例领导向下汇报听指示；这就是中国古往今来从未改变的意识与现象。中国到现在还是以‘官职定结论’；就是说在场人员中谁的官最大，谁就是这中间真正的决策者。如果不知天高地厚，自己主动超越领导而决策；其结果是什么，“谁砸我的锅，我就砸谁的碗”是中国的官场流行语录；你的碗都被人砸了，你还有表现的机会吗。

中国人与世界上先进国家的人才比较，缺少的就是机会不公平；机会都不公平，竞争能平等吗；所以中国的人才竞争从来就没有平等过。因此，对那些好不容易有机会展现自己才能的人；能用自己的才能把机会失去吗。所以中国人开会，全部是等最高级别的人做指示；不会有人对领导进行贬低，因为很多人连吹捧的机会都没有；还有展现才能的可能吗。

此外是我们中国人的人才观念也与国际上不同，国际上先进的人才标准是板子理论；有一技之长的就是人才，但却不是生产力；只有共同组成木桶后才是生产力，所以人家的人才理论是集体主义。而我们定义的人才是勺子理论；虽然小，但能直接舀水；所以中国人需要的是个人主义，别看我们宣传的是集体英雄主义；但我们每个人骨子里的，却依然是个人主义。再看我国从古到今的奴才，有谁不是勺子；样样知识都懂一些，所以个人也能打天下。这样的人才你说有谁不喜欢，既能很好的理解主子的意图；而具体能力方面又不会超过自己的主子，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奴才。

而中国的人才是板子的也不少，但他们单个却没有半点作用；更重要的是板子人才在某些方面比主子强，这才是中国人最不能容忍的。此外人才单个的不能用，组合木桶还需要其它的木板；结果领导的麻烦更大了，所以宁愿用勺子而不用木桶的板子是中国人的普遍思维。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当然用奴才这样的人才，效益来的快而且没有风险。现在我们去考查任何单位，有谁不是在用勺子；而根本没有人要木桶的板子，因为组合的能力没有；谁会去冒风险。这样说来奴才同样也是人才，而且还是复合型人才；当然用奴才好于用人才，因为从执行自己的意志到快速获利；只有奴才才能达到目的，所以中国人从上到下；全部只喜欢奴才而不喜欢人才。

另外中国人自己定义的人才是那些比领导知识与能力都强的人，而定义的奴才却是对领导奴颜婢膝而且知识与能力比领导差的人。然而我们如果公正地看，中国人才其实是那些不能适应社会的人；如古代的岳飞等，他们按自己的理解来要求主人；结果只能被主人遗弃。而奴才却是那些会做人的人才，会做人的原则就是先适应环境；而后才能发展。如历史上和珅等，他们并不缺少才干；但他们的高明之处，是在处处维护主子的名；而且把自己的功劳也往主子身上靠，你说这样的奴才谁不喜欢；所以说中国的奴才并不是那些不学无术的人，他们也当不了奴才。奴才其实是指那些会做人的人才，他们知道等级尊卑；所以他们是先做人而后做事，而做事也是按做人的原则进行的；因而这些人成了中国最成功的人。

不学无术的人不会有人喜欢，而有真才实学并处处维护主子利益的人；才是中国人普遍喜欢的人才，而这种人才刚好又是被中国人自己称之为“奴才”的人。

由于奴才也是有能力的人才，因而奴才迫害人才更内行；所以奴才掌权更需要“识时务”的奴才，因此中国的奴才就这样代代相传了。

中国人杂谈系列（16）

期待‘后改革年代’公平的中国人

汪华斌

在两会期间，我们见到很多人的欢呼声不断；一些弱势群体的朋友对我说：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年代已经成为历史了，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后改革开放时代”；现在是还我们公平的时候了。在这些朋友看来，现在没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制度创新和新事物出现；全部是平分改革成果的时候了。这是一个充满幻想的想法，也的确是不可能的。

首先任何社会既得利益者与利益缺失者永远是一对矛盾体，他们之间的平衡取决于权力的制衡；如果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与权力者是分开的，权力者将很容易就能通过权力使利益平衡；而如果既得利益者与权力者是同一体，这个社会的平衡就不是那么容易的；要么是权力者用权力将利益缺失者制服，或者是利益缺失者的反抗而取得新的平衡。

这是一个充满着各种诱惑力与机会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着各种矛盾与风险的时代；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也是一个让人容易失望的时代。因为在这个年代，单纯强调经济发展乃至于GDP至上、效率至上的时代已经过去；它以平衡社会矛盾和资源可持续发展为新特征后发展年代，现在我们的领导人提出科学发展观也是一说。

的确，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年代已经成为历史；但后改革开放的年代同样也不是目标明确，而且改革的路径并不清晰；更重要的是既得利益者与权力者合二为一了，理性的改革更难。如我们如今腐败分子日益猖獗，我们能期望腐败分子自己收手吗；再加上后改革开放的年代必然进入到决策问责的时期，权力者们能是傻瓜吗；他们能愿意减少权力而扩大责任吗。

我们应该看到：改革开放时损害的是全民所有制的利益，而后改革开放年代损害的是那些先富起来人的个人利益；损害全民所有制的利益没有涉及到个人利益，而如今却涉及到个人利益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实践，涉及个人利益的改革就很难。此外旧的矛盾在发展中得到了化解后，新的矛盾却又在发展中不断产生。如我们现在社会的贫富差距、劳资冲突和社会权利失衡，以及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扩大化等等；均表明中国在后改革年代的艰巨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出现一个问题就用一个制度来平息；结果我们的制度体系是世界上最多的，而制度的有效性却又是世界上最低的；这不是制度的错，而是利益使我们的权力者推动改革的步子太快；遭遇法律保障机制贫乏和问题积累的一系列原因，结果我们的社会矛盾加剧。所以说今日虽然是后改革年代，但依然是改革的进行时；因为它要对以往改革进行深化和修正，即：填补以往改革之缺漏、矫正以往改革之偏差与失误、消化以往改革的不良后遗症和完善可持续性发展的体系。

如果能够做到上述这些，我们就能够实现科学发展、共享和谐。现在有一本后改革开放年代的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当代社会与民生直接相关的重大主题进行了结晶。虽然该书的作者如同鲁迅先生所言真正的知识分子那样，“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但对社会本质与根源还是采用了回避，所以读一读使心情舒畅可以；而实施的可能性估计希望渺茫。

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历史上的人生如是，国家与社会亦当如是。然而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却看到的是“生于安乐，死于忧患”；现代的人生如此，现在的国家与社会也是如此。我们现在的腐败分子，他们没有忧患；他们只有安乐，你看他们的人生是多么的滋润。虽然我们共产党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但我们同样也是现代社会的人；所以安乐同样也是追求的目标。

没有人需要多一些忧患意识，也没有人愿意少一点安逸享受；增一分公益责任，必须要同步增长两分自利；这才是科学发展与共享和谐的主旋律。

我们的确能看到一些改变，但不要期望值太高；因为利益的再分配从来都是痛苦的。

我们，我们期待；会有美好的明天等待我们的，但真正的公平还是一个遥远的期望。

中国人杂谈系列（17）

深陷‘资格考试’困扰的中国人

汪华斌

身为中国人，几乎全部参加过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格考试；因为在中国工作，资格考试多如牛毛。如我们全国人都知道的职称资格考试的外语和计算机，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每个人必须要过的火焰山；可这个火焰山即使过去了，对你的职称依然是没有半点帮助。我们湖北省某大型企业，有位工程技术人员申报高级职称；年年都符合要求，因此年年都要申报。既然要申报，就必须要参加外语和计算机的统考。中国的计算机考试还没有什么，就是交点钱总是那些内容；可我们的外语考试却年年改革，今年要考交大的教材；明年就变成要考许国璋的英语。这样一来，每年的英语考试就要集中辅导；统一考试，自然考试费也是一笔不少的支出。可这位工程技术人员并不是每次考试不及格，而是每次都及格了；但他不是领导者，所以年年为领导做分母；今年为老领导做分母，明年又为与他同一年代的领导做分母；后年又为年轻的领导做分母。结果就这样做了十二年的分母，高级职称还没有评上；因为我们这个年代，领导的分母是永远也当不完的；所以很多第一轮的领导都往上高级了几次，他还在高级职称这里为那些新进的领导做分母；可我们考试部门不管，只要你是符合资格；就必须参加资格考试，结果这位工程技术人员参加了湖北省的高级职称外语考试八次；钱花了几千元，还是符合申报资格。无独有偶，该企业有的领导申报职称的外语考试肯定不过关；省考试办竟然安排一个不脱产的领导外语培训班，结果这些人能够不集中考试；所以也就一次通过了外语关，自然高级职称也就一次到手；这就是对我们的领导，可不是一般人能享受的。

中国资格考试敛财最大的是审核员的考试，因为审核员是从国外引进的新名称；那考试可是高成本，培训费就是几千元；再加上考试费。我当时也很崇拜，所以也参加了考试。按一般人的想法，这是一个实践能力的考试；应该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可我参加的福州全国统考，理论考试最好的竟然是一名20岁的小姑娘；而我们知道：没有几年质量管理经验的人，应该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呀。后来才知道，这是考试敛财；政府机关主管质量的人员要优先通过，因为这是他们的职业；而效益好的企业人员，最好是不通过；因为这是一笔财源，所以审核员的考试通过率竟然只有18%；为什么没有通过，那是保密的；不公开，也不能查。就在这迷惘的路上，同样引来很多企业的质量管理人员多次参加考试。后来我参加质量管理咨询时发现，我国的审核员竟然绝大部分是没有实践经验的人；而有实践经验的人却被挡在了资格之外，从而引发了我国贯彻ISO9000全面形式主义；使我国企业在与国际管理的接轨上，竞争力进一步降低。

看我们今天，资格考试遍地开花；有很多与此职能部门有关系的人，成了资格考试最大的赢家；他们并不是真的具有考试能力，而是有考试职能部门做后台；用提成的方法实现共赢。看我们那些难找工作的大学生们，竟然幻想拿资格证好找工作；结果有人用巨额培训费换起多个资格证，实际还是没有半点作用。就以审核员为例，你考取了证；但没有单位聘请你去审核，你没有审核时间；自然你的资格也就失效了。而我们那些审核的单位，他们需要的是有关系的人；能够拉来业务。你没有权力或关系，你的证只能是白白浪费掉；这就是我们的资格考试的内幕与外在实际。

中国是世界上考试最多的国家，目前除高考比较公平外；就连会计证都不公平。看我们很多人涌进质量工程师的考试，结果我国的质量工程师成了数理统计考试；自然通过率也就低于10%。这样的考试，使很多人买书回来学习；可学习的竟然与自己实际工作无关，你说这样的资格考试有作用吗。

中国的安全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但我们的安全考试却是世界上最健全的考试；有单位考试或认证，还有员工的个人考试；结果我们的安全问题依然存在，因为我们有很多考试是交钱买证；这样的考试能够安全吗，我看很难保证。

中国的考试热潮依然高涨，却没有人分析我们的资格考试有作用吗；因为我们到处听到的是对考试的高歌，并没有不同的声音；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悲哀吗。

中国的所有考试全部由政府机关主管，如果不收费；还能这样无效吗，我也想在迷惘中看看。

中国人杂谈系列（18）

现代‘农民工’称呼的中国人

文/汪华斌

(近日到一处农村去咨询生态农业园，遇到一农民很会口头禅；与他交谈后发现，他的想法竟然与相当多的农民一致；于是将他的口头禅整理如下，供关心中国农民的朋友研究；因为这也是相当多农民的心声。)

如今社会一大怪，农民离家全在外；脏活累活全包了，只为培养下一代！吃的不讲啥营养，只为维持力气了；收入更是没公平，全凭城里人心情。

想想实在难平静，家中也有三亩地；而且税收减免了，依然难养全家人！如今土地太难盘，农药化肥价格高；种田全部为它们，不如荒田还划算。

过去集体收入少，好在自己不操心；家中生活不富裕，但还基本很安宁！分田到户也还好，家中粮食吃不了；如今生活可难了，种田样样是高价！水库的水要收钱，高价农药受不了；化肥也是重负担，更有种子也相随。

生活困难找领导，领导竟然不管了；没收你们啥费用，你们还要嘛政策！乡镇企业承包了，领导只有这点钱；集体资源我承包，符合领导带头富；每年温暖送下乡，领导照样要跟随；学校破旧跑经费，路跑断了无作用；集资基本无人应，领导难当也事实。

小孩大学太要命，一次交钱全家空；还要每月生活费，我们哪里有收入；拼命也要把钱赚，避免孩子回农村。

思前想后真不该，谁叫我们是农民；中国农民最下贱，谁不服气咱换换；不说现代咱没见，就是生活也是混；常年奔波在外地，一朝病了等死亡。

听说外国重农业，收入也比城里高；为啥我们不这样，城里投资总有钱；农村土地无人问，坑农骗农倒不断；农民也是看穿了，呆在城里比家强；即使讨饭也不错，收入也能养全家；要说农民想这样，那是骗人的假话；实际还是公社好，农民生活不操心；今天操心也不好，不知几时是尽头；只望孩子能进城，进城就是大胜利；女孩嫁个好老公，男孩最好当贪官；那时我就享福了，子孙后代再不愁。

中国人杂谈系列（19）

主流价值观就是“权利”的中国人

汪华斌

　　在改革开放前，我们接受的价值观教育是“无产阶级只有先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解放自己”；所以我们才有真心诚意的学雷锋，而雷锋精神也的确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得到真实的体现。改革开放后，我们接受的价值观是“猫论”；“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耗子的就是好猫”。由于我们很多人的价值观并没有及时改变，结果把全民所有制资产变成私人资产的总是少数人；而这少数人也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最先富起来的人。

正因为价值观的改变能致富，结果瓜分全民所有制资产成了中国一旦时间内“改革”狂热的代名词；自然我们社会财富很快就两极分化了。然而正是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才使中国人有了一个共同的新价值观的产生；那就是“权利一体化”。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当官，实际看中的是当官有权；而有权自然也就有利了，所以“当官”是上策成了中国人全民的价值观。因为人民看到，我们的两极分化中；权力是财富聚集的主流，也就是说人们从“在中国当官没有贫穷”的实际；找到了脱贫致富的最快途径，那就是当官。看那些不是“官”而富起来的人，也是因为与“官”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这就是我国改革开发后形成的一个全民“价值观”。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会上回答记者说：“我可以明确地说，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做主，这就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这讲话，第一次明确指出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既然确定了国家的性质，自然也就涉及到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问题。温家宝总理说：“我是讲社会主义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要实现两大任务，推进两大改革。两大任务就是：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两大改革：一是推进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是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

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主要是对“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的回归确认；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迷惘的，因为我们长期追求的是经济发展的速度；而是以保证经济发展速度作为制订政策或制度的依据。结果我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偏差，“白猫黑猫，能逮耗子的就是好猫”；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我们见到了‘正在服刑的劳改人员装上了警服而指挥长途倒运’；也正是这种指导思想，我们那些还没有被施放的经济犯罪分子却成了不少单位争抢的人才；因为经济发展是关键，我们的价值观就是要发展经济。在这样的价值观下，我们不会忘记黑恶势力在一些地方成主流；因为经济使我们的价值观迷失，领导干部放之任之；老百姓则只能忍之。正是这种价值观的迷失，很多人在问同一个问题；“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虽然我们的总理告诫全体公务员，“除了为人民服务外，没有任何其它权力”。但我们社会这些年形成的“官本位”，决不可能就因为一个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回归而改变；因为我们社会的两极分化，依然是制约社会价值观的主要因素。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以教育为主；结果中国的腐败分子是愈来愈多，因为教育是靠自觉性；而制约才有威慑力。我们如果想改变我们社会“全民都想当官”的价值观，从“官本位”上入手是最好的途径；社会竞争的公平与减少“官本位”的待遇，使人们能通过其它任何途径去实现成功；而目前我们只有当官才是成功的捷径。因为我当了官后，职务与财富与能力全部挂钩了；所以成功者永远是属于当官的。我们不会没有看到，学术上成功的是当官的；财富上成功的还是当官的。就连后代就业或求学，看那些拿金光闪闪招牌的永远是当官的家庭；难道真的是遗转作用吗，其实谁都知道‘起作用的还是权力’；权力来自何方，自然是官；没有官，那有权；没有权，又那有利；看来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就是这样形成的。如果想改变，恐怕的确不是很容易的事。

这种价值观不仅体现在权力者身上，就连老百姓也是如此；我们单位一个30来岁的年轻领导分到了四室两厅的高级住房，大家都没有意见；可一个50岁的老工程技术人员分一个两室一厅的住房，竟然与他比的人还不少；结果因意见太大而没有分成，因为太多同级的人心理不平衡。中国人对“权与利”同步，没有意见；但如果你没有权而有了利，则肯定闹的你失去利益；与大家一样都平衡。为什么中国的腐败难根治，因为腐败者全部是权力者；所以大家纵容腐败，这就是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

中国人杂谈系列（20）

对政治体制改革提法忌讳的中国人

汪华斌

在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回答中央电视台记者有关反腐败的问题时；温家宝坦言随着发展市场经济，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甚至涉及到许多高级的领导人；因此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抑制腐败是时代的必然。他说:应该承认，随着发展市场经济，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甚至涉及到许多高级的领导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还得从制度上入手。因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是国家领导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实际也应该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方针和动员令。

然而我们的官员对政治体制改革，却是很难有热情；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后，自己的权利减小了；而监督的力度加大了，目标责任制还加重了；这可不是人人都喜欢的事。虽然我们从党的宗旨到实际制度，处处体现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可实际我们的官员能接受的还是权与利，没有谁想要责任。如果我们的官员想到的是责任，谁还敢腐败；谁又会腐败。

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的人文观念起主导作用的国家，要权利而不要责任是中国人的通用行为。中国古代的皇帝更是登峰造极，他（她）的权利是无限大；却没有半点责任。有谁见过某皇帝因什么老百姓没有饭吃而下台的，更没有那个皇帝因为责任问题而受到处罚；因为法律是皇帝定的，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正因为如此，才能经常出现为争皇位而骨肉相残的历史；一个没有责任而只有无限权利的位置是多么有诱惑力呀。

正因为这样政治体制改革涉及权力的制约，所以我们的各级干部对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是忌讳；没有人会主动说‘自己的权利太多了，我需要责任’。而老百姓不能谈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这是领导忌讳的；你谈，领导就认为你要夺他（她）的权；结果自然谈政治体制改革的老百姓害怕了，因为你的利益还掌握在领导手中。

而我们的报纸杂志，更不敢谈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国家，我们党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因为大家理解，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领导地位；尺度不好掌握。看我们的报纸杂志上，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体制改革讲话后；还有谁敢发表此类文章，所以基本见不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百家争鸣。

再看我们的网络，更是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洪水猛兽”；见到有涉及政治字眼的文章，全部一律删除；因为怕与政治沾边而影响自己的经济效益。所以我们在网络上，经常见到的是黄色的；却没有探索政治的，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因为大家怕与政治沾边。

我们不会忘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开始时，绝大部分领导是不支持的；因为大家以为改革就涉及到利益再分配。谁知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们的各级领导们都主动引领改革；因为他们发现经济改革并没有涉及利益再分配，而是进一步使权与利挂钩了；这当然是对领导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所以各级领导们争先恐后的引导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多地方出现的不是改革速度过慢，而是改革速度普遍过快；如我们的国有企业改制，有很多并不需要改制就能有竞争力的企业；却全部是一律先行改制。

其实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是利益再分配的改革；而是用政治制度保证社会更公平一些，使领导的权利得到一些制约；把我们社会进程中的腐败压制下来。我们的老百姓也不是希望政治体制改革，真的就是老百姓领导干部；而是希望干部们的程序更合法、更透明，使我们社会的矛盾更少一些；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把社会往和谐路上引。

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的确有不同的理解；而和谐就是取得共识或平衡，没有共识或平衡能是和谐吗。我们现在有些学者按自己的既得利益定我们社会的和谐标准，这是和谐吗；虽然没有绝对的和谐，但所有社会成员取得共识应该是前提；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就是使社会更民主更法制；而不是进行利益再分配。